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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江产经智库圆桌会:新形势下中国怎样更深入地嵌入全球价值链?
    发布时间:2019-10-30 来源:长江产业经济研究院 作者:长江产业经济研究院

    编者按
    全球价值链分工是中国对外开放战略以及深入融入全球化,实现快速工业化的关键路径。这次中美贸易战,以及美国主导并强行推动的中美科技脱钩策略,将导致全球价值链在某种程度上的脱钩。未来全球价值链重塑是不可避免的,世界各国都将更多地依靠国内市场适当缩短价值链,广泛实施产业垂直分工。根据建设高水平开放型经济体系的要求,中国应该尽可能留在全球产业链中,坚决不让某些人要“把中国从全球价值链中踢出去”的想法实现。我们要尽量想办法把自己留在全球价值链中,实行利益共享、风险共担,不赢者通吃。长江产经研究院组织相关专家和实务界人士讨论,现将主要观点总结如下:

    一、中国深度嵌入全球价值链是中国的需要,也是世界的需要

    第一,中国改革开放40年的历史表明,中国经济发展的速度和质量,受益于中国经济嵌入的全球价值链外部经济效应(周建,南开大学)。脱钩全球价值链,意味着中国经济,乃至社会,都将从开放进入相对孤立的状态,等同于中国经济在过去改开40年来的价值创造途径将受到冲击,进而可能影响到中国经济发展和增长的内涵以及机制。今后,我们同样要利用全球价值链建设中国高水平的开放型经济体系,建立国内经济与全球经济之间有机的动态联系,提高经济发展质量(刘志彪,长江产经研究院)。

    第二,中国继续保持在全球价值链里,才能确保坚持市场取向改革开放条件下的可持续的发展能力(申可善,浙江建行)。中国产业链和创新链的形成和高级化背后是价值链的导向和国际价值链分工内在逻辑导致,失去这一导向和内在逻辑,根本上会制约中国真正现代化经济体系的基础。中国不仅人口规模庞大,而且还是处于中等收入水平的发展中大国。要实现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既离不开国际资源,也离不开国际市场。继续保持在全球价值链里,既是中国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客观需要,也是积极参与并推进世界经济包容性发展与治理的内在要求(高传胜,南京大学)。根据国际关系理论,嵌入全球价值链形成紧密的经济联系,有助于形成和平的国际环境,中国依然是发展中国家,深度嵌入全球价值链依然是中国学习发达国家科技的重要渠道(战岐林,山东工商学院)。

    第三,我国目前全球价值链的位置还有很多向上的攀升空间(孙国民,东南大学)。我国主要形成了以融入全球价值链,特别是完成了以融入全球跨国公司价值链为基础的经济形态布局,且主要处于价值链的中低部,尚且需要通过开放的世界经济推动我国价值链向中高端攀升,这种价值链“依附性”要求我国产业经济仍然需要在全球价值链中保有承载发展的载体,起到龙头带动和拉升作用。构建中国现代化价值链的发展前景和重要目标所决定的,中国经济需要从全球价值链发展中学习和借鉴为我所需的知识积累、产品工艺、管理经验等。

    另一方面,中国人口占据全球18%,经济总量占全球16%,没有中国的全球价值链不会是全球价值链,必然导致全球生产效率降低,会造成“多输”局面,也必然会影响到中国经济的健康发展以及通过更好融入全球价值链来实现产业升级的机遇(罗立彬,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中国现在拥有强大的制造业基础,是全球领先的制成品出口国,也是全球价值链的重要枢纽之一,“断链”对中国持续发展是巨大挑战,也是对全球经济健康持续繁荣的巨大风险(包卿,江南大学)。中国积极参与全球价值链是承担大国责任的需要。融入全球价值链,是中国的需要,更是国际社会的需要。面对全球化逆流,只有坚定地坚持分工与合作的大方向不动摇,才能为全球经济赢得信心,才能拨乱反正,领航新时代,让世界经济重回正确的轨道(何雨,江苏省社科院)。

    二、在中美贸易战的背景下,中国如何更深的融入全球价值链

    与过去二十年相比,中国必然以一种新的角色融入全球价值链。中国会越来越依靠“同时具备巨大经济总量和中等收入水平”这个“独一无二的国情特征”来整合全球优势生产要素,成为全球价值链的整合者。中国的新优势决定了中国与世界“脱钩”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当然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这种新定位也确实与其他一些国家形成了更为明显的竞争关系,角色转换过程也绝对不会是一帆风顺的。目前要做的事情一是要更好地让中国的优势和潜在优势凸显出来,从而提高“希望脱钩者”的可认知的成本(罗立彬,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

    第一,把握对美政治经济关系是融入全球价值链的关键(何雨,江苏省社会科学院)。要抓住关键,牵住牛鼻子。当前,美国是影响中国深度融入全球价值链的主要因素。破局,依然要从美国着手。建议对于美国的贸易敌对行为,我方在应对时采取更加差异化的态度,要充分利用美国商界与政界的分歧,实施以美制美策略。具体来说,可以考虑单方面对美国大型跨国公司、科技巨头开放市场,从而最大限度争取美国商界与我国经济发展的利益捆绑。要重新激活统一战线的法宝,对那些友华、亲华的美国企业要投之以桃,报之以李,跳出国家关系的冲击波,让其在对华的投资中拥有安全感、获得感,使之成为中国更深融入全球价值链的支点,发挥其示范效应。以软身段缠住美国,降低调门,用一步步的妥协换来时间空间。用商业利益培育美国亲华群体,尽量减缓中美经济、科技脱钩速度(王昊,银行)。

    第二,进一步加强与非美国家的全球价值链合作。战术性运用报复性关税壁垒,战略性谋划降低关税的长期方案。在国际贸易形势于我不利的情况下,灵活运用双边协议和区域协定等,分化瓦解某些于我不利的贸易组织。(邵军,长江产经)。加强与欧盟的合作,尽快商签“10+6”亚太区域贸易协定(张二震,南京大学)。中国要融入并和欧洲日本等打造“不可分离”的全球价值链,必须要在最大程度上向国际惯例和规则看齐靠拢,如知识产权、技术转让和市场规则等等。合纵连横扩大同盟军最大的问题,就是不能让美国对中国的歧见和认知成为其他发达国家的“共识”。只有解开了这个结,我们的全球价值链才会有最广泛的基础和合作伙伴。在反对美国的霸凌中,欧洲日本既希望中国能在前面挡一挡,又期望和中国有一定程度的联合。至少在维护全球公平的经济秩序、反对美国的霸权的声音能更响亮一些(沈晓杰,新华日报)。

    要立足周边,与周边所有国家尽快启动自贸协定谈判,加快推进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自贸协定谈判并狠抓落实,把中国优势产能产业链通过走出去方式融入全球价值链中。通过在对方国家或区域建合作园区方式达到共赢(霍伟东,西南财经大学)。我们要鼓励中国企业,到一带一路沿线以及投资环境优良的国家和地区投资,通过中国企业的海外投资,扩大中国与全球的经济合作,利用各国优势的生产资源,开拓中国的海外市场,形成中国合理的全球经济布局,构建中国全球价值链,保证中国经济持续稳定发展(林学军,暨南大学)。

    第三,提升中国参与全球价值链的包容性。要想更深地融入全球价值链,而不被“脱钩”,在战略上要积极践行并倡导机会均等、公平竞争与利益共享的包容性发展理念(高传胜,南京大学)。如果说内需是从经济效应方面考虑的,那么外需除了具有与内需一样的经济效应,它还包含了来自世界的制度、文化、风俗、人情、甚至是艺术。它们与经济要素一样,都是我们更深融入全球价值链的关键变量。只有向世界敞开怀抱,才能更好地拥抱世界(熊宇,江苏建行)。提升更多的共享理念。将更多的关键技术向国外开放,出售给国外的企业和机构,降低他们使用中国产品与技术的成本,让更多的人接受中国的技术与研究成果,并且一起参与到未来的开发与升级中。最近华为表明愿意将其5G技术卖给外国,这一点体现了华为高层的智慧,只有更多的国家使用5G技术,5G技术才会有更大的发展空间(王美今,中山大学)。

    第四,加大国内改革力度,提升全球价值链的治理水平。要加快自身改革。包括加快从管理型政府向公共服务型政府的职能转变,让市场在配置资源方面发挥基础性作用,政府重在补齐公共产品供给短板。历史发展经验一再表明,只有依靠市场、信任市场、尊重市场、按市场规律办事,我们经济发展效率才会提高,经济才会有活力,人民生活水平才能有实质性提高,我们抵御外部压力的能力才会更强大( 叶茂升,武汉纺织大学)。体制机制与全球接轨,在投资、金融、贸易和公共服务领域全面实现法治均等和透明,最大限度减少负面清单和特许经营,公布各级政府权力清单和责任清单(徐延安,经社论坛)。

    提升法治化水平,完善公平公正的国内市场竞争环境。过去我国对外资经常给予超国民待遇,从而吸引外资;现在由于担心外资撤退,可能又会出现给予外资额外优惠待遇的情况。但事实上,对外资最大的优惠待遇就是公平公正的竞争环境(巫强,南京大学)。要充分发挥《外商投资法》的法治效应(王修志,广西师范大学)。改进与全球价值链治理冲突的地方(包卿,江南大学金融研究所)。从全球价值链治理的冲突而言,我们还有很多不适应的地方。其中焦点之一是国企。按照华生教授的分析,从国际视角看,发达国家的国企通常就是国家全资所有并直接经营的企业,许多国家还为这类企业专门立法管理。除此以外其他所有在市场上运行的企业,无论其所有制成份如何,统称Private economy 或者Private firm,基本等同于我们民营企业的称谓,不表明其所有者成分,只是表明这是民间运营的、与政府无隶属关系的经济或企业。只有我们国内仍然把所有制和股东已经多元化的企业,仍然称为国企,仍然按国企的一套制度管理,这也是我们的这些企业在国际上遭到误解,并被认为是隶属于政府的非市场化企业受到排挤打压的重要原因。

    第五,提升企业深入融入全球价值链的国内营商环境。产业链的转移本质上是成本问题。在被俘获的GVC上,提高供给集中度,提高技术水平和提高劳动生产率,消化生产成本提高的不利影响,抵消加税效应,防止产品被其他竞争性国家替代(刘志彪,长江产业经济研究院)。全球价值链一定是以市场为导向的,大量要素的跨国流动,选择余地的增多,客观上会导致价值链各分工环节随时可能发生改变。全球500强制造业企业可以聚集在我国,也可以聚集在他国。这当然与我们的营商环境有着密切的关联,要努力营造一个良好的招商、创业环境,亲民、高效、平安、诚信,搞好基础设施建设,简化优化办事程序,树立良好的风气(王思彤,江苏省统计科研所)。

    进一步简政放权,应放尽放,彻底下放,有求必应,无需不扰。充分释放企业的创新能力,努力培育市场活力。从而形成对国际产业链的吸引力;保护投资,吸引外资,执行国民待遇和负面清单,减少国内外两个市场之间要素和产品流通的障碍,使中国更好地融入全球经济体系;落实自由贸易试验区的自由贸易取向和一站式服务等行政服务便利化举措,更多地制度创新,改善营商环境;积极推动与世界各国的自由贸易区谈判,尽快落实以加强国际联结(战岐林,山东工商学院)。

    第六,瞄准价值链的核心环节,突出科技创新的作用。中国现在全球价值链中占据着生产这个环节,具有全球最全的制造业生产体系,但是上游高科技和下游消费市场的支撑还掌握在西方某些国家手里。某些人就是在通过限制上游高科技的流入,以及通过关税限制下游消费市场的规模,来打破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分工(于晓华,中国人民大学)。

    在生产者驱动的GVC上,要融入全球创新链的分工环节,通过自主创新、合作和学习不断提升技术水平(刘志彪,长江产经研究院)。更具体的做法,对于我们在供应链站稳某个地位,也可以透过合作合资或者订单换技术,或者国际兼并,购买公司或者部分的工厂生产线,或专利技术,再自我提升逐渐进步(郑登元,南京审计大学)。将中国原有的全球价值链环节节点位置,从一般意义上的中游悄然向中上游或者中下游移动,通过相对加强对行业发展的关键原材料,或者市场行为的管控,形成科学管理和市场化这样的有形和无形之手,提高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嵌入或融入程度,加强中国资源供给在全球价值链价值创造中的相对稀缺程度,实现提高资源配置效率的目的(周建,南开大学)。培育更多的本土跨国公司在全球价值链中高端扮演更重要的角色,力争成为链主或细分行业的隐形冠军,使得全球价值链对我们形成一定程度依赖。仅仅作为全球价值链的制造环节,内外环境一旦变化,很容易被踢出全球价值链(杜运苏,南京财经大学)。

    第七,发挥国内超级大规模经济体在优化全球价值链和构建国内价值链中的作用。要意识到今后中国参与全球价值链的方式与几十年前必然有很大不同。1978年,中国15-64岁人口占全球比重是22%,但是资本形成总额占全球比重只有2.2%,当时中国是一个极为典型的低成本劳动力丰裕型的国家,生产劳动密集型产品并且出口是中国当时的生产要素结构决定的;中国当时经济总量占全球比重也比较低,所以依靠外部需求是发展的“捷径”,当时中国通过提供低成本劳动力来融入全球价值链可以说是中国乃至全世界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机遇;2017年中国的15-64岁人口数占全球的19%,而资本形成总额占全球已经达到25%,中国的生产要素禀赋结构已经没有十分明显的劳动力丰裕的特征。加上中国有占全球16%的经济总量,这一方面决定了中国未来对于内需的依赖会越来越重(罗立彬,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

    在市场或消费者驱动的GVC上,把利用生产要素相对便宜的比较优势,转向利用超大规模市场优势,从获取订单被GVC大买主抓住,转向由我们发出订单抓住外国供应商,建设中国企业为链主的GVC(刘志彪,长江产业经济研究院)。

    培育超大规模经济体首先将本国的事情优先做好,一个强大的、有购买力的、贫富差距小的内需市场是供应链风险的最大阻尼平衡器(徐天舒,苏州科技大学)。加快所有制改革和收入分配改革,发挥大国经济的比较优势,为转型发展争取有利时间(伏玉林,华东理工大学)。利用中国庞大的消费者高质量内需和制造业发展内需,促成这些高科技产品从实验室走向产业化、规模化。依托成熟科技产品,形成以我为主的全球价值链(杨平宇,温州商学院)。

    第八,走出去不仅要加强兼并收购等经济联系,还要加强各类国际交流。以强大的国内市场为基础,鼓励民营企业走出去收购和兼并外国企业,或与西方企业联合进行投资(刘志彪,长江产经研究院)。对外投资、贸易、合作交流、旅游等都是走出去的方式,是我国融入全球价值链的新途径,但是必须克服以往“走出去”的缺陷,借助一带一路倡议,树立令全球尊敬的投资者形象和国家形象。以对外投资为例,遵守公认的国际规则、保护投资地生态环境、展示社会责任、与当地利益相关者建立合作机制;促进对外投资的可持续,避免过度投资于个别国家。积极构建新国际规则,新工业革命、民粹主义、贸易保护主义等力量正推动着国际关系和及其规则的重构,中国必须置身其中,参与和提出议题,与相关国家一道制定指导未来国际关系的新规则(张建华,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充分运用网络、图书馆、国际会议等渠道,加大全球科技前沿知识的大众普及和推广;政府加大对科技前沿国际会议的组织举办和支持,增加重要科技专业人士在我国的停留时间和接触人数(刘晓昶,证券从业者)。

    第九,发挥新型举国体制的作用。对于被动型“脱钩”的产业领域,我们要通过市场+政府引导的方式,加强产业战略重组,壮大产业规模,提升核心竞争力和创新发展能力,审时度势地进行产业的横向联合和价值链的纵向整合;同时,进行顶层设计,通过混合所有制改革,举“大国”优势,打造价值链控制力强的“企业航母”(唐德淼,清华大学)。集中力量应对并攻克现阶段急需解决的面临全球经济下行等严峻形势下的促内需、保民生等问题(汤凯,意昂船舶设备公司)。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加快研发高科技,加大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动能,同时作为经济领域的“国防力量”起到威慑作用,也是竞争合作打拉并举的有利保证。新型举国体制可以集中已有资源并在虹吸全球技术、人才、资金各方面发挥巨大能量,大力建设京津冀经济圈、长三角一体化、大湾区等,使他们的主要企业成为国内产业链的顶端的同时,建设成为全球价值链的中枢、链主。

    第十,集中资源融入国际头部企业价值链。融入巨型跨国公司是融入全球价值链的关键,政府和企业彰显诚意,企业积极研发并主动营销,为苹果、特斯拉、宝马等产业价值链提供价值更高、成本更低、技术更加先进、更加时尚的零部件,凭借可靠、成本、技术等优势融入其价值链体系。华为等国内头部企业开放底层技术架构,构建全新的国际产业价值链,让国内外中小企业充分参与进来,形成新的生态圈;针对部分跨国公司搬离中国,一方面尽力挽留,另一方面其搬离后仍尽量保持业务往来(刘晓昶,证券从业者)。

    第十一,发挥人民币国际化在全球价值链中的作用。从企业经营来看,离岸业务的薄弱严重制约了中国企业利用离岸市场、转口贸易更深入地融入全球价值链(程鹏,江苏巨和实业有限公司)。进一步增加人民币国际化的力度,减少对美元支付系统的依赖(于晓华,中国人民大学)。发挥数字技术新商业模式的领先地位能力,开辟我们主导的新商业模式,尤其是数字货币的推广运用、线上支付的信贷方式,使新模式、新业态对旧模式自然而然摒弃,为全球价值链注入不可动摇和割弃不了的新特质(吴跃农,中国民营经济研究会)。

    第十二,制定好更好融入全球价值链的微观策略(申可善,浙江建行)。

    (1)采取“拓”的策略瞄准核心价值链,预判高科技局部脱钩带来的断层,通过选择拓展不同交易对手,接续核心价值链;(2)采取“拖”的策略,边打边谈,延缓核心价值链脱钩特别关键链条部分的硬脱钩;(3)采取“移”的策略,对可以从国际市场转移的价值链部分,通过开发国内市场,实现部分外转内,缩短价值链;(4)采取“隐”的策略,将持有全球价值链中不具备“移”的条件或者不可能脱钩部分隐形化分布和布局,形成硬脱钩的几道防线;(5)采取“拆”的策略,将中国在国际价值链分布中进行拆分,形成备份,避免系统性风险;(6)采取“换”的策略,对于部分价值链中非关键、非核心、比较优势不明显的部分产业链、技术链让其转移显性化,一方面给对手形成造成“战胜”幻觉,减轻正面压力,同时在转移过程重构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新的合作主体,形成外围的新的合作协同能力,为价值链留下潜伏的细胞。上述策略是个系统工程,要综合施策才能真正达到最有利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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