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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柳:站在国家战略角度看待金融服务实体经济
    发布时间:2019-05-07 来源: 作者:陈柳

    本文系根据作者在2019年4月24日在浦发银行、中债资信联合主办的“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服务实体经济新发展”高峰论坛上演讲内容整理。

    围绕本次论坛“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主题,我想分享三个方面的观点:

    我们在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金融工作的论述时总体上有一个感受:就是总书记讲金融问题时,总是与实体经济发展联系在一起的。

    在2017年五年一次的全国金融会议上,习总书记讲了做好金融工作需要把握好的四项重要原则,第一项就是金融要把为实体经济服务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把更多金融资源配置到经济社会发展的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2019年2月2日,中央政治局第十三次会议全面提出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时则更直接指出:金融活,经济活;金融稳,经济稳。经济兴,金融兴;经济强,金融强。经济是肌体,金融是血脉,两者共生共荣。在前些天中央政治局分析一季度经济形势的会议公报上,先讲实体经济发展的重点“要把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作为稳增长的重要依托,引导传统产业加快转型升级,做强做大新兴产业,要有效支持民营经济和中小企业发展”,紧接着就对的金融提出要求,“加快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着力解决融资难、融资贵问题,引导优势民营企业加快转型升级”。再回到十九大报告关于实体经济与现代金融之间的关系重要论断:着力加快建设实体经济、科技创新、现代金融、人力资源协同发展的产业体系,意味着科技要素、金融要素、人力要素都是为实体经济服务的。

    这些都说明,实体经济承担的是主体功能,金融则是服务功能。从近一年以来中美经贸摩擦的历程可以看出,做出这样判断是非常正确的。中国与美国为西方国家的竞争最终将表现为高科技产业为代表的实体经济的竞争。美国成为当今世界的霸主,固然依靠美元、美军、意识形态等多个方面,但本质是以高科技为依托的。当前全球面临百年未遇之大变局,中国与西方的竞争将表现为经济、社会、文化乃至体制的竞争,但本质是科技实力、实体经济的竞争,如果实体经济不壮大,经济规模可能是虚胖,最终在国际竞争中是要落于下风的。

    因此,我理解中央对各行各业各地区政策的要求,很多情况可以总结成一句话:你能为中国实体经济发展做什么?近一年多来,国家层面加快推进长三角一体化并上升为国家战略,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长三角具备最为均衡的制造业体系和最为丰富的科教资源,长三角一体化的重要目标是构建现代产业体系为代表的现代经济体系,肩负着在全球竞争中体现国家竞争力的重任。我们江苏的领导提出要构建自主可控的产业体系,我的理解就是要为中国高科技中的“卡脖子”环节作出江苏的科技贡献和产业贡献。南京提出要创建科技名城,南京市的领导也在关心:各个片区、各个平台能够为南京的科技名城建设做什么?从现实中观察还有一个有趣的现象,就是恒大、宝能这些通过房地产行业积累强大实力的企业,正在积极投身到实体经济中,他们不约而同选择新能源汽车等体量巨大的制造业行业。从这一意义上讲,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既是金融业的发展方向,也是提高政治站位。

    一般说来,实体经济指关乎货物与服务实际生产的那一部分经济,从行业来看,农业、建筑业、工业、金融以外的服务业,都被认为是实体经济。

    金融服务实体经济不是总量问题,而是结构性问题。中国人民银行以社会融资规模为指标衡量实体经济(非金融企业和住户)从金融体系获得的资金,应该说这一官方指标具有借鉴意义。2017年社融增长12%,2018年增长9.8%,2019年一季度大幅增长,可见金融总量支持实体经济的程度与我们的直观感受并不相符。那么,结构性的问题在哪里?

    从金融需求的方面存在的结构性问题看:

    (1)政府基础设施投资仍是融资主体,各级平台融资规模已达几十万亿,金融机构支持力度不可谓不大,但我们仍感觉到扩大有效投资的困难,原因在于其中存在着制度性的矛盾。2015年中央层面的新预算法严格区分了政府债务和企业债务,但是地方政府却显然不能对各类以国有企业面目存在的政府隐形债务等闲视之。暂且不谈隐形债务的规模,各类平台客观上由地方政府征信却又同时承担较高的融资成本,其实两者之间存在着逻辑矛盾,大量融资资源用于支付利息而无法扩大有效投资和民生建设。

    (2)房地产行业占据了大量的融资资源,也对上下游实体经济具有较强的拉动作用,但是房地产的主要资金是用于购置土地,而对资本形成的贡献并没有想象的那么大。

    (3)从制造业看,民营企业面临转型阵痛。在加入WTO的较长一段时间里,民营企业从国际代工嵌入全球价值链,发展路径的稳定性、确定性是比较强的。随着经济进入新常态,依靠模仿式创新、扩大产能、升级设备的方式难以持续,而实施多元化战略和原始创新则面临更多的不确定性,如何判别这些融资的有效性、以及如何满足这种多元化金融需求对金融机构提出了挑战。

    从金融供给方面存在的结构性问题看:

    (1)传统金融机构服务中小企业的能力尚需要提高。不可否认,中国工业化和城镇化的过程中存在大量的投融资机会,这是国外银行所不具备的机遇,这是当前中国的银行业规模处于国际前列的重要原因,却也导致了中国银行在组织形式上主要服务于大客户。事实上,现在传统金融机构服务中小微企业和个人客户时,往往需要与外部机构合作,自身缺乏直接面对客户的能力。

    (2)传统的金融模式需要提高,对产业动态和企业价值的分析在融资决策中占据的比重仍然不高,过度依赖信用和抵押。造成的现状是,哪里有政府和国企信用,哪里有硬抵押品,资金就往哪里去,当前平台融资和股票抵押融资的现状就说明了这一点。

    (3) 资本市场发展相对滞后,真正的改革需要冲关。以核准制为代表的管制型资本市场,实质是在挑选赢家输家,审核部门为了规避风险只能挑选成熟型的企业,缺乏真正的价值发现机制,也无法服务企业的不同生命周期。资本市场只进不出,导致A股市值已是世界第二,占据了大量金融资源却因为服务实体经济不够而广为诟病。

    要用改革的办法破解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制度痛点。中央政治局第十三次会议提出了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我理解这是延续2015年提出的基于经济新常态判断提出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思路。一方面,金融要服务于“三去一降一补”的方向、巩固“三去一降一补”的成果;另一方面,金融业的发展也要从数量转向质量,近年来很多研究用金融增加值/GDP的指标高于美国、日本等国家,说明了我们的金融发展脱实向虚比较明显。具体看,有这么几点学习体会:

    一是进一步明确支持对象。中央会议指出,要更加尊重市场规律、坚持精准支持,选择那些符合国家产业发展方向、主业相对集中于实体经济、技术先进、产品有市场、暂时遇到困难的民营企业重点支持。这说明金融支持实体经济要按照“三去一降一补”的要求,实体经济中产能过剩的部分、高库存的部分,金融就不能支持,而经济高质量发展中的短板,金融机构则要大力支持,并且努力降低这部分融资成本。

    二是要构建多层次、广覆盖、有差异的银行体系。会议指出,要端正发展理念,增加中小金融机构数量和业务比重,改进小微企业和“三农”金融服务。这说明银行部门主要还是在进行同质化竞争,在争取国有信用为主的大客户。现在一方面要大力发展城商行、农商行等中小银行机构,另一方面要让这些中小金融机构立足自身应有的领域、擅长的领域,深耕小微企业,而不是主要进行大进大出型的业务。

    三是要建设一个规范、透明、开放、有活力、有韧性的资本市场。最近政治局会议专门提到科创板,这说明科创板已经成为资本市场改革攻坚的突破口。科创板承担着发掘支持我国新一轮高科技企业的重任,过去我们支持新兴产业在一定程度上依靠产业政策的补贴,这已经成为中美经贸谈判的焦点问题,需要更加依靠市场化的办法,要通过资本市场的支持替代产业补贴。注册制是真正按照国际惯例触及灵魂的改革,如果注册制全面实施,将是牵一发而动全身改革,不仅仅是审核制度与国际主流市场接轨,市场估值体系可能向国际标准看齐,因此,注册制先从科创板开始,先进行增量改革,取得一定成效之后再积极稳妥的推进存量改革,这是比较符合实际的办法。

    四是发展金融科技。中小微企业难以被服务的一个重要原因是金融机构难以获得可靠的征信,国外的小微企业在产业组织形式上大都是围绕大型企业集团服务的,企业的稳定性和可预测性较强,中国这样的市场结构尚未形成。发展金融加强信用基础设施建设,可以减少信息不对称、降低金融服务成本。

    五是扩大金融对外开放。要通过扩大开放来进一步引入金融市场的良性竞争。有一个统计说,上海的外资银行机构已经比香港差不了多少。但是,外资银行在中国经济中的存在感还不强,这并不完全能用外资机构水土不服来解释,而是要进一步提出实质性金融开放的举措,在开放中提升我国金融业的国际竞争力。

    六是防范金融风险。中央会议指出,实体经济健康发展是防范化解风险的基础。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特别是防止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是金融工作的根本性任务。今年以来民营企业、金融市场投资者等市场主体风险偏好有一定程度上升,但防范金融风险在“三大攻坚战”中仍占据重要位置,风险暴露仍在上升,各类金融隐患仍然存在,需要平衡好稳定和发展的关系,在高质量发展中以高超技术化解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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