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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沈晓杰:不唯农,才能实现乡村去铁锈化
    发布时间:2021-01-22 来源:FT中文网 作者:沈晓杰

    中国的大都市、小城镇和乡村,如何才能通过空间结构的优化,实现人口分布和产业分布的最佳配置?看起来这是个技术问题,但根本上事关现有城乡二元结构的制度体系。

    谈到中国乡村,谁也回避不了一个尖锐的问题:最早进行改革的中国农村,改革了四十多年至今依然是相对贫穷和落后地方,和城市的绝对差距越拉越大。如果借用它国的名词,用铁锈化来形容当今中国北方的部分乡村,再恰当不过。在中共十九届五中全会在指出中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仍然突出”时,“城乡区域发展和收入分配差距较大”和“农业基础还不稳固”列在突出位置。

    为什么中国农村四十多年改革下来,部分农村地区反而空心化、边缘化和贫穷化蔓延?是忽视农村发展吗?肯定不能这么说,多少年来的发布的一二十个涉农的“一号文件”,已成了中国顶层重视三农的代名词。但为什么被视为“重中之重”的三农问题及农村改革仍是任重道远,历史和现状都要求我们,必须对当今三农的治理模式和农村改革的范式,进行反思、创新性探讨和重新设计。笔者认为:唯农化,是我国三农改革长期“改而不兴”的主要原因之一。

    唯农化,中国乡村40年“改而不兴”重要根源

    以往我们在谋划农村改革和三农治理时,不少人都习惯在农的范畴内做文章。包括现在乡村振兴和城乡融合等重大政策设计,往往都是由农口的官员和学者主导,甚至“非农人士”难有涉足。其实,乡村振兴不只是农村振兴,更不是仅在农业做文章。在占据960万平方公里95%以上国土面积的乡村进行振兴和城乡融合,是全乡村地域的振兴发展。如果把它施展的舞台和改革的对象,自我限定只在“农”字上做文章,既不符合系统谋划的科学规律,更制约了乡村发展的广阔空间。乡村振兴战略要真正的成功,必须突破“就农治农”的传统思维定式。

    说唯农化是乡村长期难以振兴农民难以富裕重要原因,根据何在?不妨看下面两组数据。



    从以上两组中国国家统计局的城镇和农民居民收入数据中不难看出,在2013年到2019年这七年中,尽管城乡居民收入比从2.8下降到2.65,但城乡居民人均年收入的的差距,却从17037.4元增加到26338.1元,增幅高达55%。其中,农民和市民的工资性收入差距,由12755元,大幅提高到18981,增幅也是高达49%;他们的财产性收入差距,也由2357元增加到4013元(增幅高达70%),2019年的377.3元的农民财产性收入,甚至连城镇居民4390.6元同类收入的零头都不到;就连带有福利性质的转移性收入差距,也由2013的2675元,提高到2019年的4265元(增幅高达59%)。

    而造成中国农民穷及他们和城镇居民收入绝对差距越来越大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尽管中国不少农产品价格已远高于市场价格,但由于低效的劳动生产率和各方成本的提高,中国农民种田务农受益大大降低。在前几天举行的2021清华三农论坛上,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原副院长马晓河公布的一组数据足以说明问题(见下图):


     
    从其研究及图表中不难看出,在2013年到2018年这七年间,由于农产品生产总成本上升,粮食、大豆油料和棉花亩净利润全部由正转负。其中三种粮食每亩总成本上升了6.6%,两种油料每亩总成本上升了7.8%,棉花成本上升到4.5%,大豆成本上升6.5%。成本上升最高的甘蔗和苹果成本,更是分别上升了12.2%和9.3%。

    而原国家发改委副主任杜鹰则在同一论坛的讲演中,揭示更触目惊心的事实:新世纪以来,由于我国的农业的人工成本和土地成本加速上升,中国农业已经进入高成本阶段。从2005年到2015年,我国三种粮食生产的亩均成本从425元上升到1090元,年均增幅高达9.9%。2015年我国三种粮食每亩的用工量是5.6个,工价是79.7元,合计每亩的用工成本是446元。而大规模机械化农业生产的美国,虽然每个工价849元人民币是中国的十倍多,但它每亩的用工量仅0.38小时,亩均成本只有40.3元,仅为我国亩均成本9%。

    农业劳动生产率的落后,导致我国务农效益和农民整体收入长期徘徊在低收入水平。根据马晓河的研究,按照世界银行的标准,到2019年我国农村还有44130万人属于每人每天收入低于10美元的中低收入者,其中多达22063万人低于4美元。而在中国城镇居民中,只有20%的人每天收入低于10美元,人口约为16969万人。

    这里大幅引用农业专家的研究和数据,只是想说明在现有的三农状况尤其是低效的农业生产率下,唯农化只能使农民愈加穷困,乡村振兴更像是空谈。实践也证明如此,在我国乡村发展较快较好的,除了个别可生产附加值高的农产品地区外,大都是靠非农产业的发展做优做强的。无论是苏南等沿海发达地区,还是中西部欠发达地区,几乎都是如此。

    充分凸显乡村多元价值和功能,乡村振兴才有根本保障

    乡村去唯农化,究竟能带来什么?让我们还是从几无城乡差别、甚至乡村居民收入高于城市白领的发达国家说起。
    笔者曾去过一些欧美国家和日本等国的乡村小镇。无论是百人不到的村庄还是成千上万人的小镇,在发达国家的乡村,真正从事农业生产的人口极少。比如在法国、德国和瑞士等国的一些村庄,100人中真正务农的不超过5人。而其他95%左右的乡村居民,或是从事其他非农行业,或是退休后回归乡村小镇养老的人群。那么,这些小镇和乡村绝大多数“非农人口”靠什么谋生呢?

    笔者在德国黑森林地区的巴德克罗钦根的采访,解答了这个疑问。在这个人口2万出头、6400多人就业的小镇,有61.8%在健康养老产业为主服务产业链上工作。35多平方公里的小镇范围内集聚了5个养老中心,共有2万名本地和周边100公里直径范围内老人集中到此养老。另外,每年到此医养的游客也有60多万,相关服务的零售业商铺达到150多家。整个小镇有温泉养生中心、疗养院、康复中心和诊所,以及为短期来此疗养的客人提供带有护理服务的星级酒店和公寓等 。这是个典型的以康养产业为主的特色小镇。

    发达国家乡村这类以特色产业发展起来的经典小镇有很多。比如全球著名的好时巧克力的产地——美国的好时小镇,以打造国际高端医疗综合特区著名的日本静冈医药谷,连续三次获得“世界最佳水疗目的地”、有着“身心灵疗愈圣地”之称的泰国奇瓦颂养生度假村,日内瓦湖边世界闻名的集保健、娱乐、度假、会议于一体的旅游胜地的法国依云小镇等。美国加州有个风险投资基金聚集地——门罗帕克小镇,纳斯达克一半以上的高科技公司都有这个镇上的风险投资基金投资。而全球著名的美国硅谷,更是由一个个小镇聚合而成。

    举例这些世界著名小镇,是要说明乡村的价值是多元的,具有无限大的拓展空间,不能被唯农化自我窒息。就以被称为将替代房地产成为中国第一大消费产业的康养产业来说,桃花园般的山水田园乡村,不仅是该产业最佳的承载地,而且具有难以想象的发展空间。在2016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公布的《“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中提出,到2020年健康服务业总规模超8万亿,到2030年达16万亿。而且去年的8万亿只占倒GDP的6.5%,美国则在2009年已达到17.6%。随着我国老年化的不断提高,养老产业的规模也越来越大。这不仅使康养产业将迎来前所未有的发展契机,更将为我国乡村的多元发展,提供了空前巨大的发展空间和市场。

    其实,早在两三年前笔者发表在FT中文网《乡村振兴,希望在城市中产阶级》和《中产阶级和十万亿级产业:乡村振兴加速器》等文章中,就专门从康养产业角度探讨了我国乡村可激活的多元价值。根据估算,全国城市将会有7710多万以中产阶级为主的中老年人,愿意从城市搬到乡村过田园般的互助抱团养老生活。另外,他们的到来还将带来为七八千万老人服务的养老产业链(如建筑、农舍装修、物业、家政、餐饮、休闲农业等)上的两千多万农村劳动力人口的回归,实现上亿人从城市到农村的“逆城市化流动”。这相当于在中国最薄弱和“不平衡不充分”矛盾最突出的地方,一下子“种植”了7700多万最迫切需要的“中产阶级”种子,使乡村振兴战略,可以最快的速度、最佳的模式“开花结果”。仅乡村康养产业的发展,预计就可带来11.565万亿元的资金投入。平均到每个有条件发展康养产业的县,至少吸纳城市养老资本投入120亿;平摊到每个有条件的乡镇,不仅一下子涌进了数千名的城市中产阶级,而且还可吸纳近10亿元的养老产业民间资本的投入。这就是乡村多元价值最生动的体现。

    广开“上山下乡”大门,让中产阶级新乡民成为乡村振兴主力军

    要大力扩展和挖掘乡村的多元价值,乡村的人口就不能唯农化,要让更多的市民可以“上山下乡”,通过以乡村人口结构的“升级换代”,在乡村“播种”上亿的中产阶级和先进生产力和文化的“种子”,这样才能使乡村振兴真正的主体——市场和民众,充分发挥不可替代的澎湃动力。如果我们依旧固守乡村只能有农民,实现不了城乡人口的双向流动,只能有农村劳动力在城镇化大潮下向城市的转移,务农主体人口“386199”(妇女儿童和老人)的结构就不可能真正的改变,三分之二务农人口老龄化(六十岁以上)现象也不能从根本上改变,占据国土95%以上面积的乡村空心化、边缘化和贫穷化的态势就不可能扭转。

    在现有三农自理的习惯思维中,经常把乡村人口和务农人口混为一谈。似乎从乡村流向城市的人越多、城镇化率越高,中国的现代化就越现代化。这里就混淆了乡村和农业人口这两个不同概念。农业人口在总体生产水平提高的基础上的减少,是一种现代化的标志。但是如果把它推广导致乡村人口的急剧下降,那就会出现城市和乡镇人口和资源均衡优化分布的问题。听凭乡村空心化边缘化,那就意味着中国绝大多数国土上社会和经济发展的凋敝和破落。从这点来说,实施城乡融合和乡村振兴战略的首要任务,就是吸引适度的城市人口到乡村来,以城乡人口双向流动,为乡村振兴提供人力资源的保障。

    其实,在世界上发达国家,无论是欧洲诸国,还是东亚的日韩,甚至是以农业高度大规模机械化著称的美国,虽然从事农业的人口大大减少,但小镇和乡村的人口比例并不低。这也是它们城乡融合均衡发展的基础。这点我们在前面的文章中也有阐述。国内外的事实都证明:如果乡村的人气没了,包括乡村振兴和现代化在内的任何美好的设想都是空中楼阁。

    从这点来说,我国要大力实施乡村振兴、城乡融合等乡村现代化的发展战略,就应该使过度密集的城市人口,按照市场和城乡发展的规律,特别是自愿自然的原则,能够适度从城市分流一部分到乡村去(包括县城所在的大镇)。
    从城市回归到乡村中的“新乡村人”,绝大多数不可能成为从事农业生产的“新农业人口”。这些“新乡村人”的到来,只是整个乡村产业结构和社会系统革命性转变的一部分,他们是“新乡民”,但绝不是“新农民”。他们不仅带来了乡村现代化所不可缺少的人气,更可以带来的城乡融合发展下全新的乡村产业。

    那么,从城市到乡村的新增人口从何而来,乡村对他们又有什么独特的无法阻挡的吸引力,使他们投奔乡村的怀抱呢?从民众的角度梳理一下,大致有这么几个方面:

    首先是到对到乡村田园抱团养老有巨大需求的人群。前面我们已经讲过,如果放开门槛大力推广实施那么,将会有七八千五以中产阶级为主的城市退休人群可以到乡村养老,并可“带回”两千多万养老产业链上“老乡民”的回归。这将是实施乡村振兴规模最大、见效最快的“播种机”;其次,是利用远程办公以及乡村低廉成本到乡村发展的创业者集群,包括到乡村和小城镇发展的各类技术人才、创业人群和大学毕业生等。按照相关部门过去公布的数据,这部分人大约有两千多万人;最后,是乡村新的一二三产业融合带来的新产业相关人群,包括其所吸引的由城市回乡的新的“家门口的打工族”。这方面的人群估算有3000万人左右。

    这下乡或回乡的1.5亿人,从阶层来讲以中产阶级为主,从能力来讲是各种技术和专业人才,以及年富力强的劳动力,他们的到来和回归,为推动发展“最不平衡、最不充分”的乡村现代化发展,带来了乡村振兴最强力的“播种机”。 这必将使95%的以上的国土,重现根本性转变带来的巨大生机。

    除了民间自发自愿的“新上山下乡”以外,各级政府也应该有意识主动超前创造性的进行乡村人口和空间布局的“腾老换新,升级换代”。以全新的乡村空间设计,填补和优化乡村。在整合和保障村庄农民集中居住点的基础上,进行乡村空间人口和空间布局上“腾老换新”的全新优化,使新的产业和人口能成为乡村和县域实现新的腾飞和复兴的重要推手。县乡一级不必对农村青壮年劳动力流向城市打工“惶惶不安”,这是劳动力市场最正常不过的选择。但城镇化后农民留下的上亿亩可以整治的宅基地和农村建设用地,不应任其空置凋敝。应该在确保农民利益的基础上,为乡村新产业的发展、新乡民的到来,“腾老换新”搭建平台。创新乡村空间新布局。 比如,要发展乡村的康养产业,就必须大力推进以康养型特色小镇和田园综合体为主的乡村全新的载体,为康养产业及乡村振兴发展提供新的空间。

    笔者在做某国家级城乡融合试验区课题研究时曾经提出,如果试验区的顶层政策设计的好,综合运作十年以后,全新的人口布局可使试验区20%以上的人口“腾老换新”。中产阶级,先进文化和生产力,规模巨大的教科队伍,以及更具活力的创造性人群,必将为该试验区带来前所未有巨大的发展潜力。

    中国乡村要去铁锈化,真正实现现代化,必须丢弃“唯农化”。只有探寻全地域的城乡融合,方能推动乡村振兴战略的新载体、新平台、新模式和新动能强力发展。范式革命,才能真正实现乡村现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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