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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闫东升、陈东:辩证看待当前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就业吸纳功能
    发布时间:2020-11-11 来源:长江产业经济研究院 作者:闫东升、陈东

    一、劳动密集型产业对就业的吸纳:短期与长期差异

    面对日益复杂的国内外发展形势,时刻将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的“兜住民生底线”,即“稳就业”摆在关键位置,对于保持社会稳定、高质量实现全面小康具有重要的意义。基于东部某省份的调研发现,短期内劳动密集型产业能够有效吸纳社会就业,但长期来看可能成为就业“困难户”。具体来看:

    1. 短期内充分显现就业“蓄水池”的作用

    新冠疫情剧烈冲击下,在党和中央稳步推动复工复产的政策指引下,“稳就业”宏观政策的效应日益显现,特别是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就业“蓄水池”作用得以充分释放。

    调研发现,二季度以来企业经营状况有所改善,用工呈现稳步增长态势:与2020年一季度相比,二季度末样本企业用工总量环比增长7.13%;与2019年相比,同期27.27%的企业用工出现增长。分行业看,劳动密集型企业功不可没:35.47%的建筑业企业用工有所增加,比一季度高14.15个百分点,位居16个调研行业首位;受疫情影响最大、经营状况受损严重的住宿和餐饮业、批发和零售业,同样展现了显著的就业吸纳能力,用工增加的企业比例,比一季度分别增加16.28个、17.82个百分点。

    2. 长期上存在成为就业吸纳“困难户”可能

    国内疫情成功防控,并不能完全消除企业对未来风险的担忧,主要体现为用工增长态势存在调头下行的风险。针对企业的调研发现,用工预期增加、下降的企业比例分别为12.56%、12.21%,乐观的比例较低。其中,21.62%的住宿和餐饮业企业预计将减少用工,比重位居行业之首;此外,房地产业、批发和零售业、建筑业等劳动密集型企业,预期减少用工的企业比例分别为13.12%、11.63%、11.59%,均普遍较高。

    此外,面临重大风险冲击时,人力资本密集型企业因机械投资、员工培训沉没成本较高,削减就业人员反而带来更大成本损失,而传统劳动密集型企业首先会通过减少人员来降低成本。即平时作为就业“蓄水池”的劳动密集型企业,可能成为重大风险冲击时的就业“困难户”,主要表现为用工增加、减少的“两极化”,不仅难以充当重大风险冲击下的社会就业“稳定器”,也难以作为“稳就业”宏观政策的核心发力点。

    二、人力资本密集型产业:供给与需求的均衡

    面对复杂多变环境、劳动力供需转变等,我们认为不应过度强调将“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作为“稳就业”、“保就业”的普遍、长远宏观政策,“十四五”时期应加快转向发展“人力资本密集型”产业,在产业转型升级过程中,高质量实现我国劳动力供给与需求的均衡。主要原因如下:

    1. 劳动力供给的结构发生明显转变

    2019年我国人口出生率仅10.48‰,创1949年以来新低。2014年后中国劳动年龄人口总量开始下降,这些都表明,大规模、廉价劳动力供给的局面开始转变。与此同时,良好教育体系与卫生技术条件促进的人力资本积累,如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由1990年的6.8年增加至2018年的10.5年,预示着基于劳动力素质的第二波“人口红利”机会已经开启。

    从劳动力供给角度看,“数量型”的“人口红利”向“质量型”的“人才红利”转变,表明我国劳动力供给发生质的转变:一方面,几十年发展中我国培养了大批优秀产业人才,特别是中国高技术劳动力人口增长较快;另一方面,过去五年国内大学毕业生近3400万,相当于菲律宾、马来西亚和越南的总和;经济发展过程中积累的“人才红利”,日益成为未来我国经济增长中新的“人口红利”。面对劳动力供给质量的提升,未来过度强调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发展,不仅带来社会资源的浪费,也可能进一步加剧劳动力供需的结构性失衡。

    2. 产业转移与转型改变劳动力需求结构

    全球产业链中劳动密集型环节逐渐从中国向东南亚、东盟等地转移,降低了对低技能劳动力的需求。特别是在中美贸易冲突等背景下,部分劳动密集型企业通过海外建设工厂,采取迂回战略直接面对美国市场、减少关税成本。

    如果说产业转移对劳动力需求影响是全方位的,那么基于“机器换人”的产业转型,对中国低技能劳动力就业带来更大、更长远冲击。实地调研发现,为应对人口老龄化、劳动力成本上升与低技能劳动力频繁流失等难题,多数制造业加速推进“机器换人”,劳动力的需求也从低技能劳动力向技能型劳动力转变。在此背景下,企业对具有一定职业技能、特别是能熟练操作高端机械设备的技能密集型劳动力需求,也必将日益旺盛。如德国“工业4.0”率先走在全球前列,即得益于与“人力资本密集型”产业相匹配的丰富技能密集型劳动力。调研中诸多的就业难,也表现为求职人员不能满足企业技能需求而产生的结构性失业。

    3. 技能密集型劳动力需求存在较大缺口

    越来越多企业意识到,应对重大风险冲击,需要构建自己的技术和产品“护城河”。如人均产值约57万美元(高于国外最大同类企业30%)的某高精设备制造公司,2020年销售收入预增50%,对美出口超过20亿美元,恶劣市场环境下的靓丽表现,得益于高技能劳动力支撑下,企业长期创新带来的具有全球竞争力的高端产品,绝非一般劳动密集型企业可比。总体上,中国对美出口的箱包、鞋类、毛衣等商品占比,从2015年的约64%、54%和38%,下降至2017年的约58%、48%和33%,进一步表征了我国劳动密集型产业竞争力的下降。

    供需不匹配,特别是“技能密集型”劳动力等专业型人才难以招聘,逐渐成为企业转型升级的“拦路虎”。如依托“农户+网络+公司”的农村电商模式,实现农民从生产者转变为经营者、农业从初级产品转化为商品,初期呈现典型的劳动密集型特征;向人力资本密集型产业的转型,不仅涉及到生产设备的升级,更离不开高技能人才的支撑。调研也发现,虽然总体就业形势较为严峻,但部分技能型人才仍然表现为“供不应求”:二季度,企业认为最缺的是技能型人才,具体为:51.4%的企业缺少专业技术人员,44.7%的企业缺少技术岗位操作人员,28.06%的企业缺少经营管理人员。

    三、多政策协同:实现中国就业市场行稳致远

    劳动密集型产业在解决就业中,偏向于非技能型、低学历人员,且抗风险和不确定性冲击能力弱。综合考虑劳动力供给结构、我国产业转型升级趋向,大力支持“人力资本密集型”产业发展,不失为实现“稳就业”与“产业转型升级”协同的优化方案。

    1. 继续落实好市场主体帮扶政策

    保护好市场主体,是实现“稳就业”关键。面对突发的新冠疫情,不仅要继续落实好纾困惠企政策,更要监测并解决好企业在常态化疫情防控下遇到的新问题,重点支持民营企业、中小微“人力资本密集型”企业发展。在此过程中,努力把扶持政策细化,提高政策精准度和可执行度,增强政策稳定预期,如加大公共产品供给,进一步降低企业成本,以增强市场主体竞争力、激发新活力,提高市场主体的发展信心、稳定预期,实现就业市场的平稳运行。

    2. 进一步细化产业转型引导政策

    做好“稳就业”与产业转型升级的协调,更需要国家宏观层面的政策引导,特别是做好长期、详细的可操作性规划,以久久为功的决心,保障就业市场行稳致远。首先要认识到,产业转型升级,绝不是简单的劳动密集型向资本/技术密集型转型,对多数区域而言,应将产业附加值提升作为转型升级判断标准,提高政策的精准度,如刺绣等高附加值的劳动密集型产业,不能简单“机器化”,而应该坚持和弘扬,而传统农业的机械化步伐可以加快。其次,对于迫切需要转型升级的产业,不应该全国一哄而上,应从保持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角度、结合不同区域发展现实,分区域、分梯次实施,实现产业转型与现实发展、就业供给相协调。

    3. 培养支撑“人力资本密集型”产业发展的人才

    产业转型升级,需要与之匹配的高端技能人才,但“招工难、招工贵”成为当前企业发展面临的普遍难题。未来,我国劳动力供给和人才的培育,重要方向是技能密集型劳动力,特别是与产业转型相匹配的劳动力。对此,不仅要加快职业教育发展的步伐,更要强化职业教育与现代产业体系的融合,如通过强化校企协同等模式,寓教于学,保障劳动力供给与产业发展需求的匹配。此外,建议进一步强化企业对人才培育的引导作用,制定政企协作的合作教育机制、试点特定大型企业自主发展职业教育等模式,从供给侧优化社会劳动力供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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