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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望:疫情倒逼中国制造业自主创新和转型升级
    发布时间:2020-06-11 来源:长江产业经济研究院 作者:新望

    以下观点整理自新望在第一届中德创新论坛上的发言:

    疫情凸显中国制造业优势,也暴露了短板

    中国是最早实现疫情基本控制的国家,中国制造业在经历了巨大冲击之后,现已在稳步恢复之中,中国制造业企业不仅给国内疫情防控做出了贡献,而且,为国际社会尤其发展中国家尽了最大努力。中国制造经受了疫情的考验,也凸显了独特的优势,主要体现在中国制造业门类非常齐全、国内的市场特别大、产业组织协同的能力强。但是,这次疫情也暴露了中国制造短板和不足。未来,需要补短板,需要转型升级。比较突出的有六个方面的问题。

    第一,对全球市场的依赖性过强。GDP当中,进出口占的比例比较高,约30%;出口多,进口少;进出口当中,中间产品占比较高,约40%;出口的普通商品比较多,而进口高端的产品、关键零部件、核心技术产品多。对外部市场是强依赖。全球市场突然断裂之后,对国内制造业打击和冲击比较大。

    第二,处在全球产业链的中下端。口罩、防护服,生产没有问题,但是高端一点的呼吸机,尤其核心零部件,有瓶颈。疫苗和特效药的研制竞争,也有一定差距。总体来说,普通制造可以,高端制造存在短板。

    第三,创新能力弱,原创产品少。主要是产学研的结合机制有问题。这一点上,我们特别需要向德国学习和借鉴。

    第四,产品品质还有待提高。疫情期间出口欧洲国家防护用品就发现个别质量问题。我们制造能力强大,但依靠的是低成本、低价格优势,质量、寿命比较弱。

    第五,标准没有掌握在自己手里,品牌在国际上的通行度和认可度比较低。比如,许多药品的认证都是在美国那里。口罩,一个是3M,一个是霍尼韦尔,它的品牌有优势,疫前占据国内市场垄断地位,而且卖价也高。

    第六,国际贸易规则变化,需要重新适应。中国市场经济地位,还没得到欧美承认,这给中国制造业企业参与全球化制造了一些困难。疫后,各国保护主义抬头,开始注意自身产业链建设的完整性和安全性,这也是中国制造需要面对的新问题。

    其实,制造业的这些短板既有老问题,也有新问题。2015年国务院颁布了《中国制造强国战略第一个十年行动纲领》,开始致力于制造业转型升级。从数量型、速度型转到质量型、效益型,从制造大国转向制造强国。中国制造业正在爬坡过坎的关键时期。这次疫情使这些矛盾和问题表现得更加突出,也促使中国从制造大国向制造强国转变加快步伐。

    疫期有可能倒逼中国自主创新上一个台阶

    疫情可能给中国制造业发展提供一些新的思考、新的转机。应对得当,中国制造业或许能通过这次大疫能得到超额补偿。

    1.更加重视“强链补链”。这次疫情对中国制造,尤其中国的自主创新,猛击一掌。产业链突然断了,怎么办?重构。原来的产业链、供应链中的高端部分、核心部分、关键部分有可能是外资、外商。进出口停了,外资外商链条瘫痪了,或者搬迁了,逼迫自己把产业链补起来。最近中央政治局会议提出“六保”,其中的有一个就是保产业链供应链的稳定。补链,显得格外迫切。对中国企业来讲,往往补中高端的,往上走,倒逼自主创新再上台阶。“补链”应当发挥政府和市场两个积极性。《中国制造强国战略第一个十年行动纲领》,其中的九大任务,五大工程,十个领域,都是对标世界先进,提升创新能力。这些领域的自主创新,都有相应配套政策。今年是中国制造强国战略第一个十年行动纲领公布后的第五年,很多自主创新的工程和项目都正在进行当中。关键领域、尖端领域,有差距,正在迎头赶上。

    2.更加重视功能性产业政策。未来,产业政策的作用或许会越来越弱化,更多是基本制度的完善,发挥企业和市场的作用。产业政策在中国和欧洲都是颇有争议的事,如何处理好产业政策与竞争政策的协同作用,是中德面临的共同问题,欧盟层面可以有一些产业政策,但欧盟各国内部仍是竞争政策为主。中国也在反思产业政策,甚至一度成为学术界的热门话题,随着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选择性产业政策转向功能性产业政策将是未来趋势。

    这次疫情来了之后,有几个行业没有受到影响,反而有所增长。譬如与移动终端有关的半导体、电子产品、智能机器人等,生产销售逆势而上,网上培训、游戏、社交等等非接触、非聚集行业爆发式增长。阿里巴巴、腾讯、京东、网易、顺丰等企业都有不同程度增长。

    3.疫情之后会产生很多新生活方式和新生产方式的需求,比如说云生活、云办公,通过网络智联、大数据来应对日常生活,来进行生产、生活。或者有些需求被抑制的,疫情来了以后被激活,比如说生物制药、健康、医疗、宅消费。这也对制造业的自主创新有了新的拉动。疫情期间,中国开始强调 “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就是针对新出现的需求,从供给上去满足。新型基础设施包括五个方面,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物联网,5G网络,数据中心。这些都属于数字基建,也是疫后发展最快的行业。这应该是一个推动新兴产业发展的新起点。

    疫情当中很多这样的例子。数据公司把全国可以生产口罩的或者是与口罩的生产环节相关的链条上的企业全部梳理出来,给到了工信部,工信部然后找这些企业,纳入产业链,组织生产,统一调度,统一出口。

    防护镜3D打印,有公司通过网络找到那些就地可以做3D打印的这些地方,防护镜的生产效率大大提高。

    中国的社交互联网,应该在全球前列。微信在疫情的防控当中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隔离后,基层、街道、居委会、社区的联系,基本通过网上微信群,形成网络化的虚拟社区,效率非常高。

    4.效率和隐私保护的平衡会影响创新政策。微信或支付宝里面嵌入一个APP,然后做健康码的检查,首先是从浙江开始使用,最后是全国推广。高风险地区,健康码变红,就寸步难行。

    疫情严防严控中,关于数据保护,中外有不同认识。在欧洲尤其德国这边非常不一样,一个 APP,全民讨论,而且不强制性使用,因为数据的保护和隐私,这是一个很大的文化差异。

    但这其实是个选择问题。灾难突然到来,你是要命呢?还是要隐私?如果说要保护生命,你就牺牲一部分隐私,牺牲一部分信息安全。移动终端越来越多,要注册什么或者获取某项功能,就牵涉隐私。疫情结束之后,把隐私保护和公共需要之间界限重新界定一下,确有必要。其实,这不仅是中国,各个国家都需要讨论这个问题。

    在德国和整个欧洲,说这个“要命还是要隐私”的话会引起反感,属于政治不正确。这可能与不同的国情,不同的发展阶段有关。中国是人口大国,城乡二元社会,区域发展很不平衡,而德国等欧洲国家,面积小、人口少、区域差距不大,就好办一些。

    未来社会,数字化生存,数字资产、数据交换、数字安全这些问题可能会越来越多,越来越受关注,也不排除出现数字战争的可能性。

    中国走出疫情,须依托国内超大内需市场

    疫后,中国仍然希望把中国制造放到世界产业链里面。外资企业有部分回迁,全球产业链收缩。当然,这个事也不是这次疫情才出现的,实际上2008金融危机之后,世界各个国家就已经开始注重这个问题了,搞制造业回归。德国当然不存在这个问题,但英国、美国、日本在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之后,就开始重建自己的产业链,这次疫情加快了这个进程。

    美日等国认为,高等级制造尤其生物医药健康的生产链不能过分依赖于国际市场,不能掌握在别人手中,至少国内应该有备份。未来产业链布局不光考虑成本低,分工协作程度高,还得有安全的考虑。中国制造高度依赖全球化,全球产业链收缩,这是疫后中国制造需要应对的问题。

    1.未来的全球产业链可能会变成区域化的、洲际的产业链。比如说东亚、北美、欧洲,各自成链。在中国而言,还有可能收缩成一个国内产业链。但中国有全世界最大的内需市场。即使是全球产业链断了,中国可以深耕国内产业链。中国制造业门类齐全,市场巨大,国内产业链没有大问题。对中国而言,未来的全球化可能是基于内需的全球化。当然,这是全球化的降级版本。

    2.疫后中国要启动超大内需市场。这个市场潜力巨大。未来的内需、投资、出口怎么样?肯定也受这次疫情影响会有所下降,疫情对出口的影响是明显的。疫情来了,停工停产,开始复工复产后,发现疫情转移到国外,国外的订单没了,需求没了,出口停了,甚至出现退单。

    随着疫情延续,全球产业链开始涣散,企业资产负债表开始恶化,出现一系列次生灾害。疫情的长鞭效应,越到末端越震荡,越破碎,损失越大,恢复的成本就越高。2003年非典以来,通过消费互联网、现代物流,国内市场的消费条件改善很大。电商、快递,打破国内区域市场的行政分割,一夜之间建成了国内统一市场,市场的容量大大扩容。但内需的进一步启动,最终取决于国内发展有没有新的动力,譬如体制机制改革、城市化进程等等。未来中国,城市化、都市化,如果每年提高一个百分点的话,也是大几千万进入到城市人行列,需求就会释放,消费就会激活。

    高层次对外开放,要素市场的完善,使得加入到新行业高收入人群的人越来越多。中等收入群体扩大,内需市场也会有很大的拓展。

    中德制造互鉴互补,潜力无限

    德国和中国有缘分,德国和中国的合作非常紧密,尤其在制造业,比如电器、电机、机械、机床,都是中德合作广泛的领域,这几项也是中国制造业国际化程度比较高的领域。这次疫情来了以后,普通产品是中国的口罩、防护服,呼吸机如德尔格等高端医疗器械,德国在中国市场份额很大。中德制造业合作的典范,就是“双车”,一个是汽车,一个是火车,火车是指高铁。德国的汽车业,大众、宝马、奔驰、奥迪,都是在中国完成了华丽转身。高铁的主要的技术来自西门子,牵引系统、转向系统、制动系统,其中最主要的都来自于德国。

    德国的工业化的程度、工业化的阶段和中国不一样。德国是先进者,中国学习德国是必须的,后来者就要学习先进者。目前,中国在世界制造强国排在第三阵营,德国是第二阵营。德国是我们追赶和学习的对象。

    具体而言,德国特别值得中国学习的,有六个方面:

    第一,重视实体经济。前些年我们有点脱实向虚,办工厂的,搞不过炒房地产的。搞企业的,挣不过搞金融的。搞制造业的老板,都灰溜溜的。英国和美国对此都有惨痛教训。英国、美国都曾是制造大国。但是后来都前后放弃了制造业,经济学家都在讲后工业化,讲现代产业。只想掌握高端的,设计、品牌、研发,但是英国和美国都吃了很大的亏。产业空心化,要扭转局面,费劲不小,效果不理想。德国一直没有放弃制造业,强调实体立国,德国的法律甚至于规定制造业占到GDP比重30%以上。中国制造强国战略第一个十年行动纲领开头有一句话:制造业是国民经济的主体,是立国之本,强国之基,兴国之器。这是清醒的认识,我觉得这是受德国启发。

    第二,培育中小企业隐形冠军,小巨人。中国国内现在叫“专精特新”。德国企业咨询专家西蒙,其《隐形冠军》一书在中国国内很畅销。所谓隐形冠军,企业规模不大,但是寿命长,百年老店,家族企业,只做一种产品,做到世界老大。全世界的隐形冠军有2600多家,德国就占了1300多家。这是德国制造业发展的非常重要的一条经验。中国的制造业企业如何踏踏实实把企业做到行业隐形冠军,须向德国学习。

    第三,德国的产业政策也非常有特色。中国学产业政策最早是学日本,但中国有集中制的优势,做的比日本还要好。美国也有产业政策,但是美国的产业政策就像一篇论文,放在那,没法执行,底下各州没人管。美国班农等人极力攻击中国制造强国战略第一个十年的行动纲领,其实也有酸葡萄心理。德国工业4.0的精髓,就是不断用政府规划推广引导,做顶层设计,推进工业革命、技术革命。立足德国实际,吸收东西方之长,效果比较明显。

    第四,品质制造、极端制造,德国是样板。中国因为要素成本曾经比较低,市场大,起步比较容易,有些野蛮成长的味道。德国制造,是往高端走,利用技术含量、品质、品牌含量,把产品做到极致,这与中国过去这些年的低成本制造形成了很大的对比。未来,中国的低成本制造、合格制造要向德国优质制造、极端制造学习,给消费者创造更大的消费者剩余,同时也使产品有很好的附加值。

    第五,工匠精神+企业家精神。德国的中小企业为什么这么多呢?这是因为遍布于民间、有良好土壤、深厚基础的创业精神、企业家精神,这种精神使得德国的中小企业非常发达,而且成就了许多隐形冠军。同时难得的是,德国企业内部工匠精神的代代传承,专业、专注、极致、匠心。中国人追求发财,企业家精神这些年发挥的不错,但是,中国的工匠精神比较弱,做事不较真。在德国,喝啤酒,有啤酒泡沫法,开商店,有商店关门法。做事较真,讲规矩,讲标准。这特别需要中国的制造业企业学习。不能总是什么快就来什么,什么成本低就做什么。

    在这里可以比较一下中德两国制造业的从业人员的素质及培训问题。德国的制造业从业人员特别注重培训。德国双元制教育非常值得玩味,一方面上学,一方面到工厂做学徒,这种双元制教育是非常成功的。德国制造业工人素质是全球典范。

    中国也出现了一批蓝翔技校这样的培训机构,开始重视蓝领培训。但德国制造业从业人员有一个很大的特点,都是本土化、社区化,而且是长期在一个企业里面工作,有的是一辈子,甚至父子两代人。中国不是本土化的,是跨区域的,西部到中部,中部到东南沿海,是流动性的。中国的产业工人,尤其生产线上的工人主要还是农民工,缺少长期性、稳定性。通过城镇化和城市化,让这些产业工人能够留下来,使他们不光能够乐业,同时也能够安居。不再像候鸟一样,每年春节坐高铁回家,年龄大了后又回老家盖房子。中国的城市化政策必须考虑解决这个问题。

    德国制造业工人是全球的制造业工人中收入最高的,在欧洲也是最高的。德国小时工资最高,但单位成本又最低。这说明,德国的工人收入高,效率也高。德国工人享受很长的假期。在中国,第三产业、服务业的工资福利高于制造业,德国恰恰相反。

    这可能也是观念上的差异。“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君子动口不动手”。在中国一些地方,做工人,做到了八级、十级工,也觉得低人一等。高素质的人才不愿意去做工人。所以,总体上,中国制造业的从业人员的素质还是相对较低。

    第六,制造业与科学、技术、教育的结合,也即产学研合作机制。某种程度上,中国的科技、教育和工业、制造业是分离的。教授们拿国家的课题,发表论文,科学家们的研究工作和生产、制造的结合非常有限。产学研在机制体制上没有打通。德国最典型的Frauenhofer,做得很好,直接为企业服务,与企业生产和市场结合起来。中国特别需要协同创新,把创新要素连接起来,形成一个合作机制。

    因为发展阶段的不同,德国制造总体上走在中国制造前面,所以说中国向德国学习的东西要更多一些。但反过来,德国也有许多值得向中国学习和借鉴的地方。中国人有强大的学习能力和开放心理。中国的开放比较晚,所以对外开放有非常大的渴望,姿态还是比较低的。正因为我们一直是抱着后进生虚心学习的态度,所以,中国制造业这些年发展走的快。中国人在制造业方面的灵活性。比方说,我们在企业管理上,做事效率很高,没那么多死板的规矩。中国企业适应市场的强大能力与德国企业的严谨精神结合起来,必将双双得益。

    当然,在知识产权保护的界限上可能也模糊一些,需要改善和加强,中国的进步也是显而易见的。西方国家对中国的知识产权保护多有诟病,这个问题是不是应该历史地看,中国几十年来是一个公有制国家,在之前很长一段历史时期,也基本上没有知识产权概念。这些年开始,已经非常重视,初步建立了一整套法律法规体系,逐步与国际接轨。中国也早已告别市场换技术或者所谓“强制技术转让”阶段。2019年3月全国人大通过《外商投资法》,从法制上加强营商环境建设,2019年底,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强化知识产权保护的意见》,再次强调知识产权对技术创新和国际竞争的基础作用,加强知识产权保护成为中国创新的重要推动力。最近颁布《中央国务院关于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的意见》,将技术和数据均列为要素范畴。应该说,中国企业正在告别知识产权的野蛮生长阶段,中国现在已经是申报专利最多的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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