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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建国:企业家精神、工匠精神与创新型经济的培育 | IDEI学者解读十九大报告(八)​
    发布时间:2017-10-28 来源: 作者:王建国
    企业家精神、工匠精神
    与创新型经济的培育
    王建国
    日本中京大学
    十九大报告提出了到2035年让中国跻身创新型国家前列的宏伟愿景,指出中国正处在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攻关时期,创新将成为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十九大报告阐明了实现这个愿景的基本途径就是,在建立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深度融合的技术创新体系的基础上,激发和保护企业家精神、弘扬工匠精神,促进更多社会主体投身于创新创业,建成一支知识型、技能型、创新型劳动者大军。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所取得的进步,除了依靠中国人民的勤劳勇敢、积极进取与不懈努力,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对经济发达国家先进技术与管理的学习与吸收。与发达国家相比,制造业方面,我们尚不具备在高附加价值产品市场上的竞争优势;高新技术产业方面,主要核心技术依然在他们的掌握之中。现在我们已经认识到,产生这种差距的根本原因在于:中国的制造企业中,能够熟练掌握生产技术的员工依然匮乏;中国的国民经济构成中,勇于在高新技术领域创新创业并取得成功的企业依然不多。如何弘扬工匠精神以促进生产企业中的员工们熟练掌握更多的技术?如何激发人们的企业家精神,促成更多的人们投身于创新创业?我们依然可以不忘初心,继续学习经济发达国家的经验与做法。
     
    纵观当今世界,掌握高新技术最多、高新技术创业企业最多的国家是美国;而制造业方面最具竞争力的国家是德国与日本。作为一个后发国家,我们能否对他们的长处兼收并蓄?这个问题答案的探寻,应从这些竞争优势的形成机制与条件的分析着手。
     

    01
     
    弘扬工匠精神促进产业转型
     
    经过几十年的努力,中国已取代日本成为名副其实的“世界工厂”。但是在新的发展阶段,随着人们工资水平的提高与人口红利的减少,我们的资源禀赋正在发生变化。一些发达国家的企业开始转变策略,正将其生产基地逐渐转向劳动力成本更为低廉的其他国家,或者通过在其国内大幅度提升劳动生产率而推动生产基地重新回其本国国内,所以中国的制造业面临着更为严峻的挑战。很显然,目前中国的制造业形态将越来越不适应进一步发展的要求,中国必需实行产业转型,从使用廉价劳动为主的低附加价值产业转型到能够生产更多高附加价值的产业形态。而实现这种产业转型的一个必要条件就是我们的企业必须累积更多的技能。而这种技能的积累与开发又与员工们的工匠精神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
     
    工匠精神,体现为人们对职业的敬畏和对工作的执着,他们为顾客提供产品或服务时,对质量具有高度的责任感;他们极度注重细节、一丝不苟、精益求精,力求给客户提供无可挑剔的消费体验。
     
    在现代企业中,自动化的机械将人们从繁重的体力劳动中解放出来,分工合作的科学管理让人们的工作内容变得更为简单易行。但是,现代产业中很多产品的高附加价值,依然与它的生产者们所具有的精湛技艺、以及他们那种对工作一丝不苟、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有着密不可分的关联。理性的资本主义组织方式又为现代的工匠精神增添了重视协作、锐意创新的新特征。
     
    德国与日本这两个国家,他们制造的产品以精致、高质量、高性能著称于世。这两个国家的共同特点,就是都对现代的工匠精神有着足够的重视和尊重。这两个国家的经验告诉我们:工匠精神、技能的培育与社会的教育体系、企业的组织形态和激励机制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这些都值得我们借鉴。
     
    德国和日本的教育体系是如何注重从小开始培养学生们的工作技能与工匠精神的呢?先从孩子们价值观形成这个角度观察,在中国如果你去询问一个孩子长大以后的梦想是什么?通常多数的回答都是高大上的,想当科学家、企业家、艺术家、大领导的比例一定是最高的。而在德、日这些国家,对于这个问题的回答却会以“平庸”居多,想当一个厨师、理发师、建筑师、医生、服装设计师或者开一个面包房等的孩子为数不少。
     
    为什么这些发达国家的孩子抱有的梦想如此“平庸”?这和他们所处社会的文化传统以及伦理道德是密切相关的,马克斯・韦伯在其《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指出:把自己在尘世间的劳动作为上帝赋予的“天职(calling)”是新教(基督教)伦理中最为基本的部分,每个新教徒都把努力工作作为自己的道德义务,他们要通过由自己的努力获得的成就来证明上帝对自己的恩宠,从而使自己的灵魂获得拯救(Max Weber,1905)。
     
    在中国的文化中,沿袭了千年以上的科举制度对我们的教育带来了根深蒂固的影响,学而优则仕、出人头地的思想依然在人们的头脑中占据着重要的位置。直到今天的教育,即便是财政对公共教育的投入也以倾斜于“重点建设”为常态。而这一种“旧常态”的教育制度、又直接引发了以升学率为中心的应试教育的盛行。
     
    不同的价值理念导致不同的社会教育,德国的教育体系,为了让孩子们成人后适应现代工业的理性的组织方式,特别重视职业训练和职业教育;全社会尊重技术工人,不盲目追求高学历,约60%的青年都不上大学,而是在接受了2-3年的专业化、标准化的职业教育后进入社会。接受职业教育的学生,上学期间有一半时间是在工厂实习,毕业后可以直接成为技术工人。
     
    而在大学升学率较高的日本,职业高中的比例也在百分之三十左右。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他们的九年义务教育过程中,一直都有与职业训练有关的课程设置。比如从小学一到六年级课程中的“图画工作”课,其教育目标被(日本文部省)规定为“通过表现与鉴赏的活动,在激发学生感性的同时使他们体验到劳动创造的快乐、同时培养他们从事组合造型类创造活动的基础能力与丰富情操”,而中学阶段的必修课程“技术・家庭”的教育目标则是:“通过生产活动的实践性与体验性的学习活动,掌握有关材料与加工、能源转换、生物培育以及信息通讯的基础知识,同时进一步深化学生对他们与技术、社会和环境之间相互关系的理解,培育他们正确鉴定与应用技术的能力与态度”。
     
    再来看看日本的企业内部又是如何培养员工们的工匠精神与技能的。首先,从现代工业生产与技能的相互关系开始分析,二十世纪初叶开始,随着科学管理的进步,分工型合作已经成为公认的“高效率”生产形态,传统匠人的复杂劳动被合理地分割为“简单的标准作业”,并通过各种生产计划合理地统合起来(Taylor,1911)。 由于“科学的”管理体系中,复杂的匠人技能,通过科学的测定和定量的分析被分解为一系列简单的标准作业(Taylor,1911),直至上世纪七十年代,人们似乎觉得工匠技能被科学的管理方式所替代的时代已经到来。然而,这种想法却被为日本赢得经济腾飞的日本企业管理实践所打破。
     
    科学管理方法的主要弊端,除了漠视人性、使工人沦为大机器的附庸这个伦理性问题以外,还在于这种机械化体系内部协调性的缺乏、以及面对市场与技术变化的应变性不足;还在于倚重外部观察的作业研究本身对于人类作业行为的无法完全解析。
     
    卡尔•尤里奇(Ulrich, K. T. 1995)把现代制造企业中的各种作业之间或各种零配件之间的相互关联性,粗分为模块型(modular)和耦合调整型(Integral)。传统制造业的主要技术以后者居多,各工序之间的相互配合与调整是必不可少的。科学管理的标准化“简单作业+生产计划”的方法,把这种复杂的相互关系过于简化了、机械化了,尤其是当外部市场与可利用的生产技术发生变化的时候,为了达到最优效率,旧有的分工与计划都必须推倒重来。可是作业内容的更改,不仅需要付出更多的培训成本,还与欧美社会根深蒂固的契约主义精神相抵触。
     
    在归属感远胜于契约精神的日本企业,分工的界限变得模糊、小规模的作业群体替代了科学管理的“一人一岗”;“现场主义”取代了欧美式的“专业化合理主义”。在他们的工作现场也有作业标准,但作业标准不是一成不变而是日益改善的。这种作业标准的改善,不靠远离现场的工艺专家做决定,而是由亲临实践的工人们从其切身感受出发,经过内省思考而提出。日企内部的这种改善既是细致的、也是可以追踪工作现场内的变化而随时进行的,而这种细致而又敏捷的改善恰恰是“科学管理法”之力所不能及的。
     
    日本的所谓现场主义,就是倡导要到发生问题的现场去分析原因,找到问题的关键点并寻求对策。这种现场主义之下,员工们对于技术的熟练掌握是通过“边干边学”(OJT)的方法在实践过程中循序渐进、日积月累而获得的。某种意义上说,日本企业的工作现场就像一所职业学校,分析工作中所出现的问题并提出改善方案的各类活动小组的活动报告张贴在各个作业群体在工作现场设置的壁板上。日本企业的“精益求精”机制也正是现场主义与这种“组织学习”相结合的产物,例如,在丰田的“精益化生产”方式中,除了广为人们所熟知的“零在库”(Just In Time ),还有以“自働化”为起点的改善活动。“自働化”概念与一般的 “自动化”有所区别:一旦自动流水线上出现问题和故障,机器和生产线就会自动停止。对于出现的问题,他们追究的不是当前问题的表层解决,而是要求通过五次“为什么?”的询问去刨根究底地找出问题的深层原因,从而提出防患于未然的改善措施(大野耐一,1978)。这种对问题的深究和不断的学习思考,才使他们得以通过“将质量做入产品之中(即不因上一工序生产的次品流至下一工序而导致其所有后续工序的浪费)”实现对“质量与效率不可兼得”这个悖论的突破,以优质廉价赢得了世界市场。
     
    日本企业中重视现场主义的“组织学习”还以循序换岗的形式促使员工们所掌握的熟练技术从单一到多样,从简单操作不断升华为对变化的适应、对问题的解决和对工艺的创新。他们不但培育了员工们善于应对变化、解决问题的“知性技能”(小池和男,1981),还提高了员工们的创新能力。现代的日本企业,正因为确保了他们的员工具有这种“知性技能”和创新能力,才可以做到在快速应对技术与市场变化的同时又高效率地用同一条生产线同时生产出十几种不同产品来;才可以使他们的工艺过程不断地获得改善。
     
    从激励机制的角度来看,日企中员工们努力学习不断创新的热情,是与日本传统的“终身雇佣”和“年功序列”相辅相成的。“终身雇佣”使他们有了归属感,可以安心于磨练自己的技术,而以经历各基层工作才能得到提升的螺旋式的升迁制度又使他们很乐意去接受更多的学习,获得更多的技能。许多日本企业的生产车间里都挂有一张“skill map”,上面标明了每一位员工所获得的各种资格与技能等级。这个“skill map”不仅被作为人事考核的依据,也能起到激励员工们努力获得更多技能的作用。
     
    借鉴德日的经验,为了使产业转型获得成功,我们弘扬工匠精神,首先应该在全社会树立起重视工匠、尊重工匠的价值意识;同时还应通过教育体制的改革,使人们从义务教育阶段就能学到更多的生产活动中的基础技能,增强他们对生产技术的理解与应用能力,陶冶他们尊重生产和劳动的情操,帮助他们树立起正确的职业观;而企业管理应该重视民主意识,在保护员工们主人翁意识同时,通过各种制度安排促进他们获得更多的“知性技能”,鼓励他们参与到各项工艺改革中,激发他们的创造力。
     

    02
     
    激发企业家精神赶超高新产业
     
    在传统制造业的国际竞争中,德国与日本无疑是遥遥领先的。而在进入二十一世纪后蓬勃兴起的高新产业领域,引领世界前沿的则是美国。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后期开始,日本陷入“停滞不前”的状态,某种意义上反映了其“工匠型创新”的局限性。比较一下美国的硅谷模式与丰田汽车为代表的日本制造业模式,就会发现两者有显著的不同:强调工匠精神的日本,擅长于维持现行秩序下的渐进性创新,这种创新主要见于生产流程的改进之中;而强调企业家精神的美国,着重于从无到有的或带有破坏性的突破型创新,这种创新主要体现为产品的创新,较多地出现于技术和市场变化迅猛的新兴产业的初创期(参见Abernathy,1978;Christensen,1997)。
     
    所谓企业家精神,就是开辟新事业领域所必须的精神。具备企业家精神的创业者,他们善于想象、勇于探索、探求商机;一旦发现商机,他们又能不惧风险、果敢创业。
     
    一个社会中,企业家精神的枯荣与创业活动的盛衰密切相关。充满企业家精神的社会,创业活动生气勃勃,而通过创业获得成功的榜样越多,企业家精神就越会得到激励。因此,企业家精神的发扬光大,只有在它与创业活动的相互影响进入良性循环之时,才能得以实现。
     
    美国的硅谷模式,正是将企业家精神与创业成功纳入了互相促进的良性循环之中。硅谷模式的成功例子通常都是:异想天开而又一无所有的天才科技精英与腰缠万贯的所谓“天使投资家”的成功结合,开创出一种崭新的事业或者新的行业,从而获得了双赢的结果。
     
    需要注意的是在这种结合中,年轻人异想天开的知识被得到充分的估价与认可,这种认可不仅体现为获得了投资者的投资,而且还以“股票期权(stock option)”的形式,得到肯定和保证。所谓股票期权,就是赋予创业者在一定的期限内按照某个既定的优惠价格购买一定公司股票的权利。如果企业获得成功,创业者有权在一定时期内以既定的低价购入公司的股份然后按市价售出以获得巨额的差价。
     
    股票期权既是一种对创业构想的承认,又是一种前瞻性的激励机制。因为只有当公司可以在股票市场上市,并且其市值上升越多的时候,享有股票期权的人才能获得更多的利益,这是一种风险与机会并存的激励机制,因为公司上市的那一天就是员工得到报偿的时候。
     
    “风险基金”或“天使投资”机制的存在,大大降低了创业门槛。同时,“天使投资”者们通常都是创新创业的成功者,他们具有敏锐的市场嗅觉和丰富的创业经验,因此他们又是创业者们的事业导师。这些导师并不直接干预创业者的经营活动,而是在创业者们需要帮助的时候不失时机地为他们提供咨询和帮助。
     
    硅谷模式中另一类的创业企业,是由企业内创业(entrepreneurship)衍生(Spin-off,又称为剥离型创业)、裂变(Spin-out,又称为独立型创业)而来的。这类创新企业的母企业基本都是技术创业成功的企业,所以具有鼓励创新的文化。他们通常鼓励员工们去开掘新的事业,比如谷歌公司就有这样的一个不成文惯例:工作任务通常只需投入上班时间80%的精力就可完成,剩余的时间可以自由支配;而公司内部设有催化创业的“孵化器”,对于员工提出的有价值的事业设想,给予足够的扶持、指导与服务。
     
    硅谷还是一个创业的摇篮,那里有面向创业的各类服务公司:有提供办公场所的、有帮助实施市场调查的、也有提供法律咨询服务的,这些服务提高了创业者的工作效率。
     
    创业是有风险的,高风险高收益是硅谷模式的又一个重要特点。 “风险基金”或“天使投资”机制的存在,大大降低了创业者们的创业风险,通常情况下创业者们需要承担的风险是创业投入的时间与精力的浪费,而在硅谷模式里,有过创业失败经验的人反而更能得到正面的评价,因为投资者们相信:正常人都会从失败中吸取教训,失败意味着当事人离成功更接近了一步。不过,这并不意味着创业者可以毫无风险意识,更重要的是他们能够意识到自己将要建立的事业将会遇到怎样的风险。风险意识越强的创业者,越能获得投资者的信任。
     
    借鉴硅谷的经验,要在中国激发出更多的企业家精神,引发更多的创新创业企业,就应从尊重知识、保护知识产权,降低创业门槛和提供更多的创业服务这三个方面着手进行。
     
    第一,投入于创新型创业企业的新技术或新思维是该企业的生命之种,如果被人轻易模仿,事业就会夭折。知识产权能否得到保护,是决定事业成败的关键之一;因此,为了促进创新型创业,从法律制度层面加强对知识产权的保护尤为重要。不仅如此,创业者也须对知识产权的制度与内容有一定的理解,对知识产权的有效性与成本具有足够的认识。
     
    第二,硅谷模式中发达的“天使投资”与“风险基金”,对于降低创业者的投资门槛与经济风险都起着关键性的作用。但目前在中国,“天使投资”或“风险基金”尚不十分发达,主要因为掌握资本的个人或组织,大多数没有亲身经验过高风险高回报的创业并从中获得成功,因此他们对这类投资在认识和经验方面都有一种先天的不足。
     
    中国的大多数创业者所遇到的第一个门槛,依然是资金匮乏。资金的制约不仅体现在已经掌握了新技术、新商业模式的创业者难以找到愿意一起承担风险的资金支持,还体现在有些新技术的萌芽,因为支付不起昂贵的实验测试而夭折。
     
    近年来,中国的各级政府在解决这类问题方面,借鉴发达国家的经验做出了不少的努力,比如兴办各种创业园、孵化器、对各种技术创业项目予以资金方面的奖励等等。
     
    然而,这种以行政手段为主导的创业促进工作,在许多方面并未达到预期的效果,造成这种低效化的主要原因是政府在很大程度上重蹈了计划经济时代的覆辙。
     
    技术创新的创业,在开拓市场方面通常都会遇到很大的不确定性,事前无法给出一个客观而又确定的评价。为了公平起见,政府对于创业项目的评估,往往以技术方面的评估为主,从大学等科学技术权威部门请来都是技术方面的专家。对于创业项目的政策性奖励,通常不像投资决策那样重视投入的回报率。实际上,这种投入通常都是低效的,因为政府官员、技术专家和学者们并不都懂得市场。更严重的是,由于这类投入不讲回报,打了水漂也无从追责,反为权利寻租提供了不少可能的空间,这是需要警惕的。
     
    解决这个问题的根本方法是动员民间资本的进入。政府支持可从直接奖励转向间接扶持,比如按一定比例出资参与对区域内创业项目投资的风投或天使基金,既可以降低主要投资主体的商业风险,又能使政府的投入与市场挂钩起来。
     
    第三,硅谷模式中,面向创业提供服务的企业组织与团体之多,大大提高了创业者的工作效率。而在中国,这种面向创业提供服务的民间机构却是寥若晨星。为了弥补这个不足,各级政府在建立服务于创业行为的平台方面做出了不少努力。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考虑到技术条件薄弱这个瓶颈的影响,创业者需要的通常并不只限于诸如提供办公基地,以及商业、法律等方面的咨询服务等等的那种“孵化器”式的服务,更需要的是技术方面的服务与支撑。
     
    在这方面,日本的经验也有值得借鉴的地方。战后日本所取得的经济奇迹,很大程度上依仗于它们具有很多持有独特核心技术的中小企业。而这些地方中小企业的发展,与日本各地方政府建立起来的“公设试验研究机构”贡献密不可分。这些研究机构,不仅以低廉的价格为民间提供高精度的技术测试仪器,还为使用者提供指导、咨询服务。正是因为有了这些政府提供的技术服务的支撑,日本扶持起许多具有世界一流技术的中小企业(不过,这种中小企业的市场规模一般都比较小,与硅谷模式中的高新科技创业企业还是有所不同)。
     
    综上所述,为了在中国激发起更多的企业家精神、造就更多的高科技创业,以在高新产业领域赶超欧美,政府应该做的工作就是要将自己的职能从一个居高临下的父亲角色转换到以提供服务为主的方向上来,这样才能使创业活动的蓬勃发展得到更为有效的促进。
     
     

    03
     
    企业家精神与工匠精神的并驾齐驱
     
    20世纪初到现在,工业化国家出现了三种重要的生产模式,各种模式在经济发展的不同历史阶段起到了引领人们通过经济活动创造巨大经济财富的作用。这三种模式分别是:以高效率而著称的“福特—泰罗”模式;以高质量、高效率又善于应对市场变化而赢得赞叹的“日本模式”和以高科技、高风险、高回报为特征的“硅谷模式”。每种模式的成功,都是因为这个经济模式代表了生产力的发展与其他经济社会条件互相适应的关联方式。
     
    然而,成功的经济模式往往带有惯性,要在同一地区、同一社会或同一企业实现模式转换,通常并不易于成功。比如在上世纪八十年代,美国的GM为了导入代表“日本模式”的丰田生产方式,与丰田公司合资在美国加州弗里蒙特设立了一个合资企业NUMMI,全面采用丰田公司的方式进行生产管理,提高了两倍的生产率,但是GM未能将NUMMI的经验推广到其他既有的工厂。同样地,进入21世纪以后日本政府致力于在日本推广硅谷模式,从财政投入到优惠政策做出了很大的努力,但效果依然是不尽人意。
     
    中国是一个刚刚步入工业化的国家,在工业生产方面尚未确立起一个比较成功的模式。可这种劣势其实也可转化为优势,因为我们没有成功的包袱可背。我们可以学习最先进的模式而取得后发性优势,实行制度创新。通过上文分析我们已经知道,目前传统制造业领域中最为先进的是德国与日本的模式,而在高新技术产业领域占有优势的是美国的硅谷模式。这两种模式的主要区别在于创新内容和方式的不同,为了建立起以创新为主要动力的经济体系,我们可以对这两种模式兼收并蓄,让企业家精神和工匠精神并驾齐驱。
     
    主要参考文献
    1. Max Weber,Die Protestantische Ethik und der Geist des Kapitalismus.1905(于晓、陈维纲中译本《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三联书社).
    2. Frederick WinslowTaylor, The Principles of Scientific Management . Harper & Brothers,1911(马风才中译本《科学管理诸原理》,机械工业出版社).
    3. Ulrich, K.T. TheRole of Product Architecture in the Manufacturing Firm, Research Policy 24,1995.
    4. 大野耐一『トヨタ生産方式―脱規模の経営をめざして―』ダイヤモンド,1978.
    5. 小池和男『日本の熟練 すぐれた人材形成システム』有斐閣選書, 1981.
    6. Abernathy, W.J.The Productivity Dilemma: Roadblock to Innovation in the Automobile Industry.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1978.
    7. Clayton M.Christensen, The Innovator's Dilemma: When New Technologies Cause Great Firmsto Fail. Harvard Business School Press, 1997.
    8. Cohen,MichaelD.;March,James G.;Olsen,Johan P. A Garbage Can Model of OrganizationalChoice.Administrative Science Quarterly,1972.
    9. 岸田民樹『経営組織と環境適応』 三嶺書房,1985.
    10. 伊佐山元『シリコンバレー流世界さん先端の働き方』中経出版,2013.
    11. 藤本隆宏『現場から見上げる企業戦略論』角川新書,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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