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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志彪、凌永辉:论新发展格局下重塑新的产业链
    发布时间:2021-06-02 来源:经济纵横 作者:刘志彪、凌永辉

    摘要:形成双循环的新发展格局,要求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点转向重塑新的产业链,包括产业基础能力提升、运行模式优化、产业链控制力增强和治理能力提升等在内的产业链现代化过程。这一过程可以从发展战略性产业、培育主导产业、产业组织机制、产业生态环境保护、产业安全五个角度进行理解。通过实施内需主导战略、新型国家创新战略、高水平经济开放战略构建新的产业链,支撑国际合作和竞争新优势。其内在逻辑是:通过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的结合,在高水平开放中不断推进产业链现代化。在新发展格局下,重塑新的产业链,要在产业链管理的“链长制”建设、产业链集群建设、防灾备灾体系和能力建设、维护全球产业链的国际公共品属性等四个方面进行重点部署。

    关键词:产业链;发展战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新发展格局

    2020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七次会议上发表《国家中长期经济社会发展战略若干重大问题》重要讲话,指出“我们不应该也不可能再简单重复过去的模式,而应该努力重塑新的产业链,全面加大科技创新和进口替代力度,这是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点,也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关键”。这是结合疫情防控对涉及国家中长期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问题进行的深刻思考,预见了疫情全球蔓延后世界经济可能的变化及中国相应的应对战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纲要》(以下简称《纲要》)在阐述“加快发展现代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时明确提出,要“推进产业基础高级化、产业链现代化”。推进产业链现代化,就是要实现基础产业高级化,加强上下游企业之间技术经济的关联性,增强区域间产业的协同性,提高产业链与创新链、资金链、人才链嵌入的紧密度,由此构建现代产业体系。显然,重塑新的产业链是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的重要途径。由此可见,“十四五”时期我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点,在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下,已经从“十三五”期间的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全面转向重塑新的产业链。探讨这种改革重点转变的基本背景、主要内涵、内在逻辑和实际影响,并在此基础上分析相关的推进政策,是研究国家中长期经济发展战略重大问题的重要工作,对指导产业政策有重要的实践价值,对丰富中国产业经济学内容有重要的理论意义。

    一、全球产业链调整背景下我国产业链重塑趋势

    美国政府从2017年发起对华“301调查”开始,掀起了一轮又一轮的中美贸易争端。2018年3月,特朗普政府依据“301条款”开展的知识产权调查,宣布“因知识产权侵权问题对中国商品征收500亿美元关税,并实施投资限制”。实则,中美贸易摩擦的核心不在于贸易,而在于全球科技和人才的争夺,阻止技术、人才进入中国市场并为中国经济服务,这才是美国压制中国崛起的直接手段和目的。在这种背景下,全球产业链将必然会呈现出内向化的调整和重组趋势。

    2020年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显然加剧了这种内向化趋势。这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首先,过去经济全球化下的产品内分工体系其实具有固有的脆弱性,即作为产业链“链主”的企业需协调分布在不同国家和地区的生产工序,但在疫情冲击下,协调成本被无限放大,引起产业链协调机制的崩溃。特别是不同国家的政治体制和具体国情所决定的疫情蔓延阶段、程度和应对方法的不同,必然导致产业链上各企业复工复产复销的活动很难形成自发连续的节奏,从而使得全球产品内分工体系无法正常运转。其次,疫情冲击造成“封城、封航、封国”等抗疫措施下的物流堵塞,破坏了及时交货系统的基础。在这种情况下,跨国企业可能会出于避免未来再次遭遇类似冲击,建立起全球供应链系统的风险预防机制,更加重视其中的自主性和可控性。其中一种较可能的形式就是企业将始终保持一定的生产能力剩余,并且选择更加邻近国内市场的地理空间范围进行生产资料配置。最后,一些国家支持经济全球化开放的政策基础和政治基础因疫情出现了明显的动摇。如,2020年3月,日本忌于我国供应链的影响决定减少中国向日本供应的产品,并对一国依赖和附加值高的产品谋求其生产据点回归本土,对于其他产品也尽量不依赖一国,让生产据点分散到东南亚等地以实现多元化。这意味着日本将对中间零部件产品及社会生活必备品生产基地的产业链空间布局进行大规模调整。

    那么,在中美贸易摩擦和防控疫情蔓延中,全球产业链重组的趋势对我国产业链有何影响呢?这可以从短期和长期两种视角分别来看:从短期来看,疫情冲击会对我国进出口产品市场造成一定程度的不利影响。如,从欧美日韩进口的中间品受阻显著影响我国产业链的正常循环。因为我国参与全球产业分工的活动主要集中在产品内分工的加工组装环节,所谓的高技术产品出口实际上蕴含了大量的关键零部件和中间产品进口与国际转移价值,是一种典型的“进口引致型出口”。当这些国家的中间品供应因疫情出现减产时,产业链下游就很容易因断供或涨价而遭受损失。从海运企业近期的数据可以进一步看出,对我国进口影响较大的国家为欧美等地区,而日韩的影响相对较小,这反映出地理距离在经济全球化中仍然有着巨大的区位优势。从长期来看,疫情可能会打乱我国在长期出口导向下形成的全球产业链生态。过去我国深度嵌入发达国家主导的全球价值链,逐渐发展成为全球价值链网络中规模庞大的重要节点,根据“世界综合贸易解决方案”(WITS)的数据,我国2017年的全球价值链参与度高达60%以上,全球200个经济体从我国进口商品。但疫情造成产业链中上游不能及时生产供货或供货不足,导致产业链下游企业的供给成本急剧上升。随着疫情蔓延周期拉长,跨国公司将有可能选择东南亚、中南美地区作为代工生产工序的新替代节点,这无疑会动摇我国在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中的分工地位。在这种背景下,为了积极应对中美贸易摩擦和防控疫情蔓延中全球产业链重组的趋势及其对我国产业链的影响和冲击,我国必须要重塑新的产业链。

    二、产业链现代化:重塑新产业链的基本内涵

    从根本上讲,重塑新的产业链,就是要在“十四五”时期加快发展现代产业体系,推动经济体系优化升级。毫无疑问,这是我国在新发展阶段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转向。过去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取得决定性成就,我们依靠的是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而逐步强大起来的产业体系,那么同样,完成“十四五”规划既定的目标,到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远景目标,都更需要以现代产业体系为基础。但在新发展阶段,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点需要从“十三五”期间的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转向重塑新的产业链。正因如此,《纲要》在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的指导思想下,对实体经济和现代产业体系建设问题给予了高度的重视和全面的强调。总的来说,重塑新的产业链可以界定为一个包括产业基础能力提升、运行模式优化、产业链控制力增强和治理能力提升等在内的产业链现代化过程。其基本内涵可以从如下五个角度进行具体阐释。

    (一)发展战略性产业, 实现关键核心技术的重大突破

    从发展战略性产业的角度看,重塑新的产业链就是要在现有的产业链中,逐步实现关键核心技术的重大突破,在关系国家安全的领域和环节建设自主可控、安全可靠的国内生产供应体系。因为只有在战略性产业领域提升品牌影响力、注重自主技术研发,才能真正实现制造强国的目标。这就意味着,必须要坚持把创新驱动摆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全局中的核心地位,把科技自立自强作为国家发展的战略支撑,在进一步实施高水平开放中面向世界科技前沿、经济主战场、国家重大需求、人民生命健康,以新型举国体制强化产学研政的协同、协调和协作,加快建设“科技—产业”协同强国。需要说明的是,新型举国体制并不等于国家计划体制,它强调的是强市场和强政府的有机结合,关键在于发挥市场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政府对战略性产业的支持,实际上就是合理利用“有形之手”激励企业进入这些战略性产业部门。

    (二)基于超大规模国内市场的动态比较优势培育主导产业

    从培育主导产业的角度看,重塑新的产业链就是要在充分利用动态比较优势的基础上延伸产业链长板,巩固和提升优势产业的国际领先地位。一般认为,比较优势是专业化分工下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关键,是各国进行产业分工和国际贸易的基本原则。这种比较优势显然是新古典主义经济学中的静态、外生的比较优势,忽略了规模经济和内生增长特点。我国是发展中的大国,特别是在新发展阶段,比较优势已经转换到基于超大规模国内市场的动态比较优势,这是我国重塑新产业链的基本前提。这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对于我国已经具有国际主导能力的优势产业,如高铁、电力装备、新能源、通信设备等,继续实施横向扩张、纵向延伸和精细化战略,提升全产业链的竞争优势。二是对于在我国经济腾飞中起到关键作用的传统产业,要加快利用信息网络技术、自动化技术进行大规模、深程度的技术改造和升级,为建设制造强国、质量强国、网络强国、数字中国奠定坚实的产业基础。三是对于在全球领先的“线上经济”领域,如线上办公、线上购物、线上教育、线上医疗等,要与线下实体经济互动融合,加快数字经济、数字社会、数字政府建设,推动产业数字化和数字产业化发展带动机遇下的转型升级。

    (三)在国际竞争中逐步形成垄断竞争的市场结构

    从产业组织机制的角度看,重塑新的产业链就是要在国际竞争中逐步形成垄断竞争的市场结构。从学理上讲,产业链控制能力有全产业链控制、关键环节控制、标准和核心技术控制等多种形式,但共同特征在于参与者对产业链治理体系和结构的把控能力是至关重要的。因此,在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体系中培育更多的、具有话语权的产业链“链主”企业,形成垄断竞争的市场结构,对于在开放经济下重塑新产业链而言,就显得尤为重要。这可以从四个方面理解:一是在产业链的上中下游企业间,提倡实施政府作为“链长”与龙头企业作为“链主”共同管理的产业链治理结构,加快推进产业基础高级化、产业链现代化。应当注意的是,“链长”对以市场协调的产业链运行机制发挥补充而非替代作用。二是中小企业要围绕大企业形成合理分工的协调结构。一方面发挥大企业在重塑新产业链中的引领支撑作用,另一方面提高中小企业的专业化水平,推动大中小企业融通发展。如,硅谷就是一个大型企业和初创小企业共存的商业生态系统。三是根据全球产业链重组趋势,加快我国沿海地区全球产业链集群建设。特别是要抓住疫情冲击下欧美部分产业停摆、经济衰退的机会,通过加快“引资补链”“引资扩链”等途径,打造一批空间上高度集聚、上下游紧密协同、供应链集约高效、规模达千亿万亿量级的区域性产业链集群。四是根据国有企业在产业循环(如基础产业和重型制造业等领域)中所起的关键作用,一方面要提倡做强做优做大,另一方面也要对其进行改革优化,在重塑新的产业链过程中建立共性技术平台,解决跨行业、跨领域的关键共性技术问题。

    (四)推动产业绿色发展,促进产业、人与自然环境和谐共生

    从产业生态环境保护的角度看,重塑新的产业链就要推动产业绿色发展,促进产业、人与自然环境的和谐共生。《纲要》提出到2035年“要广泛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碳排放达峰后稳中有降,生态环境根本好转,美丽中国建设目标基本实现”。对于发展中的大国来说,这无疑是一项很艰巨的任务。为此,重塑新产业链不仅要求重点调整经济结构和能源结构,提高产业绿色化水平,更要坚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发展理念,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守住自然生态安全边界。在实践上,最需要、最紧迫的是要完善生态文明领域的各种统筹协调机制,如碳排放补偿和交易机制、生态功能区管理机制等,持续改善环境质量,提升生态系统质量和效率。以长江经济带为例,长江经济带覆盖沿江11省市,横跨我国东中西三大板块,人口规模和经济总量占据全国“半壁江山”,其绿色转型发展是国家发展全局的重中之重,因而重塑新产业链需要围绕农业、工业、城镇化等沿江生态环境保护的重点领域,践行新发展理念,科学合理地进行产业链布局。

    (五)将安全发展贯穿产业链现代化的各领域和全过程

    从产业安全的角度看,重塑新的产业链就是要把安全发展贯穿产业链现代化的各领域和全过程,补齐短板,确保产业链供应链在关键时刻的安全性。中美贸易摩擦和新冠肺炎疫情冲击深刻地暴露出我国产业链、供应链方面存在严重的风险隐患。正是为了保障我国产业安全和国家安全,《纲要》明确把“统筹发展和安全”作为“十四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必须遵循的原则。因此,在发展中更加重视安全因素,努力实现发展与安全的动态平衡,也是我国重塑新产业链、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具体而言,一是努力“锻造一些‘杀手锏’技术,持续增强高铁、电力装备、新能源、通信设备等领域的全产业链优势,提升产业质量,拉紧国际产业链对我国的依存关系,形成对外方人为断供的强有力反制和威慑能力”。二是着力打造自主可控、安全可靠的产业链、供应链,力争重要产品及其供应渠道都至少有一种替代来源,加快形成必要的产业备份系统。在关键时刻、关键领域做到自主供应,确保极端情况下的国民经济正常运转。三是持续巩固和壮大实体经济根基,这是重塑新产业链的着力点。特别是作为一个有着14亿人口的大国,粮食产业和实体制造产业必须坚持以自主供应为主,确保国家经济安全。

    三、重塑新的产业链:战略支撑与内在逻辑

    《纲要》提出,要“坚持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加快培育完整内需体系,把实施扩大内需战略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机结合起来,以创新驱动、高质量供给引领和创造新需求”。也就是说,国民经济中的生产、分配、流通和消费各环节要更多地依托国内市场需求形成良性循环,形成需求和供给的更高水平动态平衡。这实际上是指明了基于强大国内市场加快发展现代产业体系的战略支撑及其中的内在逻辑。

    (一)重塑新产业链的战略支撑

    1.从产业链需求侧来看,超大规模内需是我国经济发展的新的比较优势,甚至是绝对优势。我国是有着14亿人的人口大国,2020年GDP总量首次突破100万亿元,中等收入群体超过4亿人,人均GDP超过1万美元,是全球最大和最有潜力的消费市场。近年来,我国消费结构升级趋势较为明显,有效地推动了消费增长。如,高端品牌型商品、网络化消费方式等越来越受到消费者青睐,特别是通信服务、文化娱乐、休闲旅游等服务消费增长较为迅速,2019年全国居民人均服务性消费支出占比达到45.9%。实际上,过去我国在出口导向型的客场经济全球化中利用廉价要素的静态比较优势已不可持续,由此转向主场经济全球化中基于大国内需的动态比较优势是必然选择。据统计,1980—2018年,我国劳动力占世界劳动力总量的比重从22.4%降到20.0%,资本形成总额占全球资本形成总额的比重从2.0%升至27.2%,研发投入占全球比重从0.5%升至21.2%。这种禀赋结构变化反映了我国经济循环将更多依靠国内市场、更具有内循环为主体的突出特点。而且,在更深层次,超大规模内需也是我国进行新产业链重塑的重要物质基础。但必须承认,我国的超大规模内需在很大程度上仍是潜在的,目前在启动潜在内需方面尚有不少阻碍因素。这主要表现为“四个比重偏低”:一是在内需的属性维度,消费需求比重相对于投资需求而言偏低;二是在内需的主体维度,居民消费水平与发达国家相比偏低;三是在内需的空间维度,乡村居民消费需求与城镇居民相比偏低;四是在内需的内容维度,居民消费需求中的服务性消费比重偏低。

    2.从产业链供给侧来看,新型举国体制下的国家创新战略是增加产业链完整性和安全性的重要支撑。目前,我国是全世界唯一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39个工业大类、191个中类和525个小类)中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而且大规模生产供给体系可以有效分摊高额研发费用,这无疑为重塑新产业链和构建新发展格局提供了良好的产业基础。但国内产业链体系中许多关键性的核心技术存在“卡脖子”问题,一些重要元器件、零部件、原材料等都是被发达国家企业所控制,成为影响现代产业体系建设中的供给侧堵点。这些堵点实际上也是源于过去的产品市场、服务市场、要素市场在出口导向型的客场经济全球化中长期累积起来的重大结构性失衡,如低端产能过剩、现代生产性服务业发展滞后、要素市场存在严重扭曲等。在这种背景下,我国进行新产业链重塑,就是要尽快打通这些供给侧堵点,其基本思路在于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积极运用主场经济全球化思维来推进新型举国体制下的国家创新战略,着力增加产业链完整性和安全性。认为新型举国体制就是要搞“新计划经济”的观点,其实是一种偏见和误解。因为,就产业发展而言,新型举国体制实际上是要努力实现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的更好结合,即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特别是针对一些发展缓慢、又面临外国断供的基础产业或关键技术,通过实施新型举国体制下的国家创新战略,促使企业、科研单位、大专院校等组建联合创新体,集中力量进行科研攻关和突破,就是实现科技自立自强的一条有效路径。而且,为了避免陷入“扩大内需陷阱”,也需要通过进一步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来提升供给侧对需求侧升级变动的适配性,使扩大内需建立在更高效的供给体系上。

    3.从产业链开放性来看,不断深化改革开放是重塑新产业链、提升产业链现代化水平的关键。重塑新的产业链,既可以在封闭条件下进行,利用国内产业链完成从生产到销售的整个价值增值过程;也可以在开放条件下进行,如虹吸国外高级生产要素促进国内生产并在国内外市场销售。二者的本质区别在于,在开放条件下重塑新产业链的效率和质量要远远高于在封闭条件下的发展。这是因为,随着全球化产业分工的日益深入,一个国家很难而且也没必要进行全部产业链的自给自足,即使是当前遭遇全球化逆流的情况,协作分工仍然是有利可图的。我国提出构建新发展格局,对国内市场大循环着重强调,实质上是要实现关键性基础产业和核心技术的产业备份系统,而不是要对所有产业和技术进行国产化替代。正如2020年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指出的,“要坚定不移扩大对外开放,稳定产业链供应链,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与此同时,不断深化改革开放,不仅要求对外开放,而且更加要求对内开放。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对内开放的紧迫性和重要性已经高于对外开放,扩大对内开放已经成为深化对外开放的基础和前提。因为在当前的新发展阶段,对内开放已经成为国内改革深入推进的前提、建立和完善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基础、形成国内大市场进而推进经济转型升级的动能,以及防止产业链、价值链、技术链出现国内循环与国际循环“脱钩”的保障。随着我国经济全球化战略从客场转向主场,中国市场将成为世界的市场、共享的市场、大家的市场,在这种背景下重塑新的产业链,不断深化改革开放显然是必由之路。

    (二)重塑新产业链的内在逻辑

    内需主导战略、新型国家创新战略、高水平经济开放战略可以为我国在新发展阶段的新产业链重塑注入多重动能,且三者的深度融合将大大促进我国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1.按照重塑新产业链的三大战略支撑,可以把其中的逻辑关系概括为:通过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的结合,在高水平开放中不断推进产业链现代化。其中,有效市场与内需主导战略相对应,只有不断扩大内需,激活国内市场效应,才能形成新产业链重塑的巨大拉动力。这就需要:一方面,通过提升劳动生产率来增加社会总财富;另一方面,通过改善收入分配结构,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规模。在这样的市场中,消费者的主动地位将得到体现,特别是一些挑剔型、领先型的消费者,将会有力地激发企业家精神,引致各类生产者创新。

    2.重塑新的产业链,仅靠有效市场是不够的,还需要有为政府更好发挥作用。实际上,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有为政府是我国的制度优势,这在抗疫过程中得到了充分体现。在疫情防控的早期阶段,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发改委、财政部、人民银行、国家市场监管总局等部门就先后出台了多项利好措施,有力地支持了各地企业的复工复产。数据显示,在2020年3月初,广东企业总体复工率达82.5%,浙江外资企业复工率超过85%,长三角地区规模以上企业复工率达96.1%。有为政府更好发挥作用,应着重体现在利用新型举国体制建设国家创新体系层面,通过创新驱动发展提升国内产业供给能力和质量,增强对需求规模扩大和结构升级的动态适配。重塑新的产业链就是为了实现科技自立自强,因而产业链供给端的创新驱动发展显然是题中之义。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召开科学家座谈会时指出的,“必须坚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一主线,提高供给体系质量和水平,以新供给创造新需求,科技创新是关键。”

    3.高水平开放是推进产业链现代化的内在要求。产业链的组织形式具有动态竞争的特点,这决定了必须保持其开放性,以便从外部不断吸收能量,维护促进其演化的必要压力。从纵向看,产业链上下游的治理体系和结构往往是跨越国家边界的,产业链的高水平开放,意味着可以依托超大规模国内市场优势,虹吸全球创新要素,培育“链主”和“隐形冠军”企业,构建自己主导的技术或市场驱动型全球价值链分工网络。从横向看,产业链的各参与者并非固定不变,尽管有着强化锁定关系的因素(如专用资产投资等),但全球市场中的潜在进入者和替代品仍然是广泛存在的。因此,保持产业链的高水平开放,有利于充分利用国内国际资源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服务。

    四、新发展格局下重塑新产业链的政策取向

    为了应对中美贸易摩擦和新冠肺炎疫情以来深刻变化的全球发展环境和国内发展条件,我国提出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这是我国主动创造国际合作和竞争新优势的战略选择,因而我国重塑新产业链也要放在新发展格局下进行部署。为了实现产业链发展的自主可控、安全高效,必须分行业仔细做好产业链、供应链战略设计和精准施策,推动全产业链优化升级。因此,本文提出以下几点政策取向。

    (一)推进产业链管理的“链长制”建设

    将“链长”与产业链“链主”治理方式联系起来,发挥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更好结合的积极作用。产业链管理的“链长制”是在发展环境面临不确定性的情况下对产业管理制度的突破性创新,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链长制”在本质上不是提倡政府直接干预经济运行,而是要求发挥行政机制在产业链协调方面的有效作用。此次疫情冲击造成了较为严重的产业链断供现象,使我们清晰地看到了产业链“链主”在协调不同生产工序和生产区段方面的明显不足。这其实就是典型的市场失灵现象,单靠“链主”治理方式是很难化解的,必须要与“链长制”结合起来。尤其是在涉及国家安全的产业领域和关键节点,“链主”治理和控制下的效率取向必然让位于安全价值取向,以确保在关键时刻和极端情况下可以做到自我循环,从而凸显出构建安全可控、自主可靠的国内生产供应体系的重要性。特别是,我国整体上仍然处在工业化中后期阶段,市场和技术的双重追赶是经济发展的典型特征,而一些基础产业和关键技术的产业链断供,无疑会打断我国的工业化进程。要改变这种不利局面,建设产业链管理的“链长制”且围绕“链主”促进产业链延伸和创新,就很可能是一种较为有效的途径。实际上,“链长”和“链主”治理的结合,也反映了竞争政策和产业政策之间的协调。前者规定了各市场主体(主要是企业)在新产业链重塑进程中的活动空间,可用于主导盈利性的市场和产业活动;后者规定了政府在新产业链重塑进程中的作为和有为,可用于主导市场调节失灵、具有外部性的产业活动。在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实践中,应大幅减少产业政策的种类和数量,同时加大竞争政策的适用面和覆盖面,从而加快形成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全国大市场,并基于国内大市场建设现代产业体系。

    (二)打造世界级产业链集群

    要在区域产业集群的基础上打造若干世界级的产业链集群。在过去几十年中,产品生产环节在全世界范围内呈现点状分布、面上扩散的垂直分离态势。但近年来的全球化逆流对这种产品内分工体系造成了冲击,产品的生产环节将回缩集聚到一个区域性空间或区域产业集群中,从而全球产业链就会演变为全球产业链集群。譬如,美国在这次疫情中颁布的“国家紧急法案”就试图利用国家资源支持一些制造企业回归;其自贸区政策中的“原产地原则”“毒丸计划”(股权摊薄反收购措施)也反映出美国将产业链布局在特定自贸区的意图。我国企业尤其是沿海地区企业通过嵌入全球价值链形成了一种“双重嵌入”模式,即企业嵌入地方产业集群又嵌入全球价值链。在广东、福建、浙江、江苏、山东等地,大量存在着这种双重嵌入的产业集群。现在的问题是,过去的这些产业集群是以出口导向为主的,当前不应该也不可能进行简单重复,而是应根据全球产业链的重组趋势,基于超大规模国内市场优势,在沿海有条件的地区积极发展高质量、高效率、高度自主可控的全球产业链集群,以增强本土产业的国际竞争力。未来可以在以下几个方面重点施策:一是以建设专业服务环境、扩大产业链招商等手段,实现“引资紧链”;二是以强化专利战略、增加研发投入等手段,实现“技术补链”;三是以改善收入分配、依托国内大循环等手段,实现“市场强链”;四是以鼓励并购重组、促进产业链协同等手段,实现“组织固链”。

    (三)加强防灾备灾体系和能力建设

    新冠肺炎疫情是对我国产业体系、动员组织和产业转换能力的一次实战压力测试,使我国产业链、供应链体系存在的风险隐患充分暴露了出来。如,疫情冲击在短期造成总供需两头受挤压、劳动效率降低、企业成本上升、企业现金流断流等产业风险,在中长期可能进一步使我国过去几十年中不断优化的市场结构和市场秩序、产业链供应链生态遭受重大损伤。为了保证产业安全和国家安全,对于产业链上的重要产品和供应渠道,都应力争至少建立一个替代来源,形成必要的产业备份系统。在某些具有战略地位的重要领域,甚至要做好应对重大灾害的准备,实现重要产业、基础设施、战略资源、高新科技等关键领域安全可控。从目前我国的储备布局来看,仍有较大的优化空间,要坚持实行中央储备和地方储备之间、实物储备和产能储备之间、国家储备和企业商业储备之间相互结合,并搞好军民融合储备。

    (四)维护全球产业链的国际公共品属性

    由于产业链供应链具有全球公共产品属性,从这一点来说,全球产业链及其治理是过去经济全球化过程中因产品内分工而演化形成的各种规则,各参与国只有遵循这些治理规则,才能维持全球产业分工和国际贸易体系的正常运转及经济全球化的不断发展。我国在新发展阶段重塑新的产业链,既是对全球产业链供应链这种公共产品性质的有力维护,也是对全球产业链供应链治理规则的有效完善。未来我国在参与经济全球化过程中,不仅要坚决反对某些西方国家把产业链供应链“政治化、武器化”,而且要更加积极主动地推动形成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安全、消除非经济因素干扰的国际共识和准则。同时,为防范和应对可能出现的全球产业链风险,也迫切需要加强国际合作,积极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安全,例如可以争取尽早签署中日韩自由贸易协定,在构建国内价值链的基础上,将产业分工的空间范围延伸至东北亚区域,既有利于各国加强协作,共同促进区域产业链供应链体系的稳定和安全,又有利于巩固和优化我国的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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