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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志彪:产业链现代化的产业经济学分析
    发布时间:2021-02-02 来源:中制智库 作者:刘志彪

    【导语】

    产业链现代化是中美经贸摩擦背景下,国家对我国产业现代化发展所做出的重大谋划和部署,产业链现代化的过程是支撑我国高质量发展的必要条件,对于突破中等收入陷阱实现国家现代化具有长远的和重要的战略意义。本文从产业经济学的角度具体分析产业链现代化。

    20世纪中后期以来的经济全球化和迅速的科技进步趋势,使各国产业发展和竞争呈现出许多不同于过去的显著现象和特点。仔细地分析这些现象和趋势不是这篇文章的任务,我们仅仅指出两点:一是全球产业分工从产业间、产业内转向产品内和工序环节,全球价值链(GVC)贸易成为世界主导性贸易和生产方式,每个国家只专注于GVC上的某一个或几个环节;二是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融合了不同产业的内涵和边界,颠覆了产业竞争的传统定义,技术范式的变化不仅速度更快、频率更高,而且掌握先进技术的潜在竞争者可以快速地进入和替代原先占据垄断性主导地位的厂商。

    仅这两个方面,我们就可以断言在当今世界产业竞争中,过去我们长期忽视的产业链问题的重要性日益突出。其实,GVC形态的生产和贸易模式,反映的是跨越两个或两个以上国家边界的、具有上下游关系的产业链的纵向治理结构问题;而代表更高科技水平的潜在进入者与现有的主导厂商之间竞争,反映的是水平或横向的产业链竞争。但是非常遗憾的是,当今的产业经济学却对现实世界的这种变化缺少关注:一是它所分析的对象,一直是同类企业集合意义上的产业或行业,研究或教科书中至今没有产业链的概念和应有地位;二是一直把市场边界确定在国内市场范围内,对开放条件下GVC形态的产业竞争缺少分析和分析方法;三是仍然用静态的标准定义垄断格局,对因技术范式变化而导致的产业动态竞争研究不够。

    把产业链问题尤其是发展中国家产业链现代化问题纳入现代产业经济学分析的范畴,远不是这样一篇文章就能完成的任务,需要各方面同仁们的长期艰苦努力。我在此文中先开个头,以期引起各方面重视。众所周知的是,2019年8月,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五次会议指出了中国要充分发挥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和超大规模的市场优势,打好产业基础高级化、产业链现代化的攻坚战。这就把“产业链现代化”这个重大命题,摆到了我国理论界和实务部门必须尽快研究和解决的问题序列中。毫无疑问,产业链现代化是中美经贸摩擦背景下,国家对我国产业现代化发展所做出的重大谋划和部署,产业链现代化的过程是支撑我国高质量发展的必要条件,对于突破中等收入陷阱实现国家现代化具有长远的和重要的战略意义。

    本文重点分析研究三个问题:产业链现代化的实质性含义和标准究竟是什么?产业链现代化的主要内容有哪些?推进产业链现代化的机制如何协调?考虑到理论界关于这方面的研究文献并不多,本文的一些表达可能就具有一定主观性和争议性,因此希望学术同仁多对本文提出批评意见。

    产业链现代化:含义、标准和研究的意义

    产业链这个范畴,虽然是过去西方的产业经济学一直不注重研究的问题,但是却是产业研究中经常要用到的一个重要概念。在投入产出经济分析中,所谓产业链,指的是国民经济各个产业部门之间客观形成的某种技术经济联系。由于这种联系往往像机械系统的链条一样耦合在一起,因此人们把它们形象地说成“产业链”。一条产业链往往涵盖了产品或服务生产的全过程,从原材料生产开始,到技术研发、产品设计、中间品制造、终端产品装配乃至流通、消费和回收循环等许多环节。

    观察和分析产业链,可以有很多的维度。例如可以从为用户创造价值的角度看形成产业价值链的维度,从而发现创造价值的最大环节在哪,谁是价值分配中的最大受益者;可以从产业创新的维度,发现技术的来源与分布结构,发现创新出现在哪里,发现如何获取竞争力;可以从参与产业运行的市场主体的角度,发现各产业中的企业关系结构,即企业链;也可以从地理分布的角度,看相关产业的空间链等。如果叠加上产业的开放性,我们则可以看到国内价值链(NVC)、全球价值链或全球创新链(GIC)。

    产业链现代化,是经济发展、转型升级的必然结果,也是大国经济在参与国际分工和产业竞争中的内生选择,是建设现代产业体系的基本要求。产业链现代化的内涵,赋予了产业链水平现代化的含义,其标准可以从多个维度来进行分析。

    一是从研发和技术创新能力看,产业链现代化是指除了其技术创新要能达到当今世界先进水平外,其关键环节的核心技术还要能够自主可控,对外技术依赖度较低。推进产业链现代化,就是要解决缺少核心技术和拳头产品的问题,缓解在产业链的关键环节被“卡脖子”的不良现象,既是为了提升产业安全性和自主性,应对全球产业链争夺战,也是为了构筑新的竞争优势。

    二是从企业链的角度看,产业链现代化一方面是指其供应关系和结构能够根据市场信号灵活、高效地做出反应,在面临外部风险的条件下,能表现较强的抗冲击力和调整应变能力;另一方面是指链上的相关企业之间实现了深度分工和高度协同,产业配套能力强,产业链融合创新较为活跃。推进产业链现代化,就是要增强产业链的这种高度的韧性,以及产业融合创新的能力。

    三是从创造价值的能力角度看,产业链现代化一方面是指本国支柱产业总体上迈上了全球价值链的中高端,其中的头部企业(链主)不仅具有一定的对价值链的治理能力,而且可以获取较高的附加值增值率;另一方面,本国企业处在了GVC的“链主”位置,能够在全球范围内自主地配置资源、要素和市场网络,具有较强的市场控制和整合能力,国际竞争力强。

    四是从现代产业体系的要素协同角度看,产业链现代化是指产业经济、科技创新、现代金融和人力资源之间实现了高度的协调、协同和协作,即产业链、技术链、资金链、人才链之间实现了有机的链接,可以为产业链现代化提供关键的支撑。在高质量发展阶段,其实也应该包括产业发展与环境要素协调、实现可持续发展等目标。

    当然,我们也可以从内容上,对产业链现代化的内涵进行界定,如把它界定为是一个包括产业基础能力提升、运行模式优化、产业链控制力增强和治理能力提升等方面内容的现代化过程。由此得出推进产业链现代化,就是要实现基础产业高级化、加强上下游企业之间技术经济的关联性、增强区域间产业的协同性、提高产业链与创新链、资金链和人才链嵌入的紧密度,由此构建现代产业体系,提高供给体系质量。

    产业链问题是产业经济学中最需要加强研究的领域。过去欧美国家的产业经济学,主要研究同一产业内企业之间的竞争与垄断关系问题,目的是为其竞争政策或反垄断服务。虽然微观经济学里只有标准化的企业而没有具体的企业,产业经济学里有具体的垄断或竞争企业,但是现有的产业经济学却没有针对产业链的专门分析。以日本为代表的产业经济学,除了沿袭了西方反垄断的产业组织理论的传统外,还根据服务于政府制定产业政策的要求,结合国情和当时实施赶超战略的需要,重点研究了产业结构、产业关联等问题,但是日本的产业经济学也缺少产业链的概念。

    从产品和劳务最终使用的角度加强对产业链的全面观察和分析,这是产业经济学深入到“微观—微观”分析领域的重要内容和创新的方向,加强对产业链的研究具有重要的实践价值和理论意义,简要来说主要表现在:

    (1)从最终产品出发,加强对其产业链的分析,不仅可以克服产业结构分析、投入产出分析的宏观性缺陷,而且可以增强对产业微观关联性的观察。尤其是在大国经济循环和全球化条件下,产业链的分析突破了对企业微观分析的局限,开始进入产品和工序领域,更加容易揭示各市场运行主体的真实联系。

    (2)对产业链的分析具有操作上的实际价值。在商业实战中,我们不仅可以据此发现最终产品生产中的核心技术和关键环节,而且还可以发现为用户创造价值的最大的环节在哪里,垄断优势在哪里,找到那些投资价值最大的公司。在地方政府管理中,对产业链的研究有助于推进产业集群的建设,如在政府有意识打造的产业集群中培育产业链,通过集群中头部企业的各种垂直整合和横向竞争,从而促进产业集群增加抗风险能力和升级演化。

    (3)有利于制定更加科学合理的反垄断标准,促进科技进步。在当今世界,按产品原则、地域原则制定反垄断的标准,已经基本失效,潜在进入者的有无,已经成为动态反垄断标准的主要原则。其实,在产业链竞争(纵向产业链竞争、横向产业链竞争以及产业链之间的竞争)成为当今市场运行的主导形式后,反垄断的标准可以用产业链原则,它可以在跨越国家边界的条件下突破本国市场的限制,既考虑了全球市场中的潜在进入者和替代品的动态竞争标准,也涵盖了各国上下游企业之间的纵向排斥关系,还可以考虑一个巨型的纵向一体化企业在相关市场的垄断状态。

    (4)可以使产业经济学学科更加切合市场经济发展实践。现有的以反垄断为主的产业经济学教科书必须改写,必须补充对最终产品的产业链分析的相关内容,甚至可以按照新的产业链现代化理论来重写产业经济学。一国国民经济发展的基础是产业,一切发展最终要落实到产业链的现代化上去,产业链现代化是大国经济强大的题中之义和基本表征。

    产业链现代化:产业关联、产业组织和产业结构的突破

    我国在过去“压缩式”的快速工业化过程中,制造业规模已经居全球首位,总体而言已经建立了门类齐全、体系完整、规模庞大的产业体系,拥有41个工业大类、191个中类和525个小类,是全世界唯一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中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能够生产从服装鞋帽到航空航天、从矿产原料到工作母机的一切工业产品,成为中国经济竞争力的重要来源。不仅如此,我国还在部分领域实现了关键技术和设备的国产化替代,在开放中实现了价值链的全球化拓展和延伸,产业基础能力和产业链现代化水平提高迅速。

    但是应该客观地承认,“压缩式”的快速工业化解决的是量的扩张和有无的问题,并不是解决质的提升和好坏的问题。目前我国并没有真正形成与高质量发展要求相适应的现代化产业链,产业附加值偏低,在全球价值链上的增值能力较弱。总体上看,我国要打好产业链现代化攻坚战,面临着在产业关联、产业组织和产业结构三个关键方面的突破。

    (一) 产业关联关系突破:在产业链上培育更多的“隐形冠军”

    这次中美贸易摩擦中,美方利用拥有核心技术、关键部件和特殊材料的基础投入品优势,在关键时刻对我国高科技产业断供,对我国产业安全发出了可信的威胁。这一方面使我们清醒地认识到了我国许多不为人知的基础产业的发展水平与世界的差距,另一方面也更加提升了在产业链上培育“隐形冠军”的急迫性和重要性。

    产业链上的“隐形冠军”就是国家的基础产业。产业基础的能力和水平决定了一个国家产业的加工装配制造能力和水平。决定后者的高度和能走多远。如果基础零部件、关键材料、工业软件、检验检测平台等领域都有难以克服的瓶颈或短板,长期依赖外国技术,那么产业链现代化的任务就不可能真正完成。夯实这些产业基础能力,在产业链上造就大批的“隐形冠军”,需要在国家现代化规划的顶层设计中,加快实施产业基础再造工程。

    培育产业链中的“隐形冠军”,需要政府支持上下游企业加强产业协同和技术合作攻关。在实际操作中,应该根据产业升级的紧迫性,重点选择产业集群中的头部企业,鼓励其通过纵向合并等方式,联合国内外大专院校、科研院所,把资源和要素集中投放在这些知识技术密集的基础领域和关键环节,把技术一层一层地往上做、往上提升,在逐步向上延伸产业链,掌握产业链中不易被替代的那些核心技术和诀窍。这方面的经验可以学习日本。日本基础工业的水平世界领先,这些年来日本获得诺贝尔科奖的科学家连续来自企业,这也表明日本企业基础科学研究的领先地位。这个事实启发我们,要把中国的基础产业水平和能力做上去,政府一定要帮助企业戒除浮躁和急功近利,形成浓厚的从事基础产业技术研究的能力、环境和氛围。总之,中国企业必须争取把这些产业的核心技术、关键部件和特殊材料的发展主动权,牢牢地掌握在自己的手中,否则现代产业体系建设就是建立在沙滩上的。

    培育产业链中的“隐形冠军”,需要从培育一大批“专精特新”的中小企业开始做起。今后,大企业尤其是实力比较雄厚的国有大企业,比较适合做那些需要连续不断的、巨额投入的“累积性创新”事业,而大量的、从无到有的0-1的跳跃式、颠覆式创新,要发挥众多经营灵活、创新动力强的“专精特新”的中小企业的首创精神。目前,大的从精密机床、半导体加工设备、飞机发动机,小的到圆珠笔的球珠、高铁螺丝钉、电子芯片、微电子导电金球等,都是我们在产业链上的软肋,为了打破跨国公司对这些高技术、关键部件和材料的垄断,需要我们根据不同的产业特点和性质,分别让不同的企业去进行长期的研发、创新和突破。

    培育产业链中的“隐形冠军”,需要发挥企业家精神和工匠精神。这两种精神对于培育“隐形冠军”来说都是不可缺少的。一般来说,诸如工艺流程的改进、产品质量提高等维持现行秩序下的渐进性创新,需要学习和强调日本式的精益求精、刻苦工作、用户为上等特征的工匠精神;而如果我们面临的是那种必须从无到有的或带有破坏性特性的创新,光凭工匠精神这时是无能为力的,必须形成容忍失败的鼓励创新的文化,要学习和发挥美国式的、毁灭性破坏的企业家精神,这种创新较多地出现于技术和市场变化迅猛的新兴产业的初创期,主要体现为新产品涌现和技术范式的彻底变化。

    (二) 产业组织关系突破:在GVC上游培育更多的“链主”

    打好产业链现代化攻坚战,培育更多的“隐形冠军”是问题的一个方面。要提升产业控制能力,还需要在GVC上培育更多的“链主”,强化其治理结构的建设。虽然产业控制能力的形式有全产业链控制、关键环节控制、标准和核心技术控制等,但是最终产业控制力,则取决于参与者对GVC上治理体系和结构的把控能力。因为,对GVC中关键增值环节的标准规则制定、智能制造和个性化集成三个阶段,都离不开在GVC中的话语权。GVC治理结构是指它的组织结构、权力分配,以及价值链的链条中各经济主体之间的关系协调。其中,关于各种治理的规则制定、执行、监督和奖惩,甚至各环节的利益分配和协调,都是由GVC中的“链主”即掌握市场或技术等资源的大买家或者技术主导者决定的。因此,从产业竞争和组织策略看,在GVC上培育更多的、具有主导性地位的“链主”,就显得尤其重要。

    GVC上的“链主”往往是跨国公司。跨国公司之所以可以做“链主”,往往是因为它具有两种优势:一是市场优势;二是技术优势。前者形成市场需求驱动型GVC,以市场中的品牌、设计、需求、营销、网络等为优势,向全球生产商发出采购订单。如在零售超市、电子商务中就存在这种超级的“链主”。后者形成核心技术驱动的GVC,以设计、研发、技术标准等为优势,组织供应网络中的企业群体进行生产。如在本技术密集型的生物医药、集成电路、机械制造等产业,就存在着大量的这种技术驱动的GVC链主。总之,这些“链主”要么通过市场需求订单,要么通过技术诀窍供给来给GVC中的企业制定、执行和监督规则,并最终获取GVC中价值创造的主要收益。

    提升产业控制能力,首先要依据产业性质,构建或培育具有这种治理能力和地位的跨国公司。没有这些在全球竞争中具有治理能力和地位的跨国公司,尤其是缺少以技术为基础的GVC链主,就不可能有中国制造强国的地位。过去我们提出来的要“培育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世界一流企业”,其实从产业组织关系看,就是要在产业链上培育具有“链主”地位的产业控制者。

    提升产业控制能力,要依托我国超级大规模市场的优势,建设市场驱动型GVC,把全球供应商纳入自己主导的分工网络。具体办法,一方面,可以通过推进以电子信息网络支持的零售企业的大型化的方法,让这些大型商业巨头形成寡头垄断竞争格局,既拥有一定的市场势力,相互之间又有一定的竞争。另一方面,可以鼓励中国企业沿着“制造—零售”产业链进行前向的纵向一体化投资活动,或者鼓励制造企业收购兼并国外的品牌、网络、广告、营销系统。这些活动将产生价值链上的“链主”效应。

    提升产业控制能力,可以依据中国新型举国体制的制度优势,一是微观上可以在“卡脖子”的关键领域适当集中资源和要素进行攻关,如针对我国芯片的软肋,可以把原先分散在政府各部门的扶持资金以行政方式适当集中起来,用市场化方式吸收社会资金,组建市场化运作的国家集成电路基金,对一些有前途的芯片突破项目集中进行投资;二是宏观上可以集中力量建设营商环境优化、适合人类居住的全球宜居城市,作为吸引全球跨国企业、虹吸全球高级人才、技术和资本的平台,让其为中国发展创新驱动型经济服务。

    (三) 产业结构关系突破:要素协同发展

    要素协同发展是产业结构高度化和合理化的基础条件,由此产业链现代化还具有的一个重要含义,就是要实现产业经济、科技创新、现代金融和人力资源之间的高度协调,实现产业链、技术链、资金链、人才链之间的有机融合和配合。

    促进产业链与创新链的“双向融合”。目前我国科技研究水平与世界的差距,要小于我们的产业水平与世界的差距。产生这个问题的原因,一是科研指向与产业经济要求的目标脱节,各自进入了非良性的自我循环;二是科技市场中介和科技服务业不发达,两者之间无法实现信息交流和沟通;三是资本市场没能发挥激励和支撑科技创新的功能;四是科研成果转化制度还不够完善,如对知识产权保护不力、对科学家从事成果转化工作缺少制度支持等。科技成果进不到产业经济领域是中国经济中的一个老问题。为此需要在科学家和企业家之间建一座“桥梁”,让科研活动产业化,或者让一些有实力的企业纵向并购进入适合于产业化的科研院所。总之,要让科研活动按照市场的要求服务于产业经济。应该注意的是,不是所有的科研活动环节都能产业化的,创新一般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把钱变成知识,这是科学家要做的科技创新活动;第二个阶段是把知识变成钱,这是企业家要做的产业创新活动。这两者之间的界限不能混淆。第一个阶段要强调的是科研的原创性和独特性;第二个阶段强调的是科技成果的市场应用性。“双向融合”就是要协调企业家和科学家的行为目标和行为方式,争取把科技变成财富,把烧钱的过程和挣钱的过程结合起来,让这个过程能够环闭合发展,实现正常循环。

    促进现代金融更好地服务于产业经济。当前存在的主要问题是金融发展脱离产业经济要求,制造业呈现为“空洞化”趋势,表现为实体经济不实,虚拟经济太虚,资金在金融体系内部运转,进不到实体经济,同时实体经济本身产能过剩、杠杆太高、生产率低,不能创造出投资者满意的回报率,因而吸收不到足够的发展资源。经济运行中出现“脱实向虚”的现象,与我国的经济运行中的“资产荒”问题有直接的联系。“资产荒”表现为居民巨大的理财需求对应着有限的资产供应,由此不断地拉高资产价格。应该看到,金融发展不能满足居民不断增长的理财需求,是我国房地产领域货币流入过多、泡沫积累的重要原因之一。因此均衡产业经济与现代金融的发展关系,一个重要的选择是要积极发展现代金融,使其可以为社会提供更多可供理财的优质资产。

    纠正人力资源与产业经济之间的错配。现在优秀人才不愿意去实体经济领域就业。从国家战略层面上看,一个年轻人不爱去就业的行业,是不会有光明的前途的。解决人力资源与实体经济之间的错配问题,要从根本上提高实体经济的盈利能力,为吸引年轻人就业创造好的物质条件。技术工人是中国制造业的顶梁柱,是中国制造的未来,必须大幅度提高制造业中技术工人的待遇,实施首席技工制度,并鼓励他们持有企业的股份,跟企业共命运、同成长。要提高职业技术教育的社会地位和经济地位,让工匠过上有社会尊严的、体面的生活。只有如此,年轻人才会愿意当工匠,实体经济才可以振兴。

    推进产业链现代化的协调机制与相关制度安排

    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五次会议指出,推进产业链现代化要以企业和企业家为主体,以政策协同为保障,坚持政府引导和市场机制相结合,坚持独立自主和开放合作相促进。贯彻和实现这些原则和方向的要求,就经济政策的具体取向和组合来说,必须首先协调好产业政策与竞争政策两者之间的关系。

    竞争政策与产业政策是政府进行市场调节的两种工具。其中产业政策规定了政府在产业链现代化进程中想做什么和要做什么,反映的是政府在其中的作为和有为;竞争政策规定了各市场主体主要是企业在产业链现代化的进程中不应该和不能做什么,反映的是各市场主体在其中的活动空间。由于政府的特殊地位和行使的超经济强制力,政府想做什么和要做什么,在市场经济中经常会与不应该和不能做什么的问题发生矛盾甚至较大的冲突。如政府对某些产业的保护、对某类企业的倾斜投资和补贴,可能违反了公平竞争的原则。这将扭曲市场信号并造成低效率竞争,从而不利于高技术产业尤其是中

    小高技术企业的发展。因此协调好产业政策与竞争政策两者之间的关系,就要坚持在“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同时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的经济改革总框架,就要确立竞争政策的基础性地位,以此为统领来调整其他相关政策,创造公平竞争的制度环境。

    推进产业链现代化,之所以要确立竞争政策的基础性地位,是因为只有提倡竞争和保护竞争,才能筛选出产业内真正的高效率企业,才能促进产业技术进步和产业结构升级。如果再加上以竞争政策为统领来调整其他相关政策的原则,这就给出了促进竞争政策与产业政策协调的制度基础:让竞争政策主导盈利性的市场和产业活动,同时使产业政策主导市场调节失灵、具有外部性的产业活动。这种区分对有效地推进产业链现代化具有重大的实际指导意义,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在数量上,要大幅减少产业政策的种类和数量,同时要加大竞争政策的适用面和覆盖面。在经济体制转轨的过程中,产业政策虽然是政府政策工具箱里的年轻者,但却是发展很快、种类最多的一种,其实施的力度和幅度之大,很难有其他政策可以相比。尤其是在放权让利的改革过程中,产业政策的实施主体成为各级地方政府,虽然给地区经济增长和产业发展赋予了巨大动力,但是客观上却助长了分散竞争体制中的对统一市场的分割,形成了非常明显的“行政区经济”特征。行政区经济是限制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的作用、人为割断产业链联系、实质性地阻碍产业集群成长的主要因素。未来要形成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全国大市场,通过扩大市场容量和规模去促进产业分工、增强产业联系和加快技术进步,就需要清理和限制地方政府以各类名义出台的产业政策,大幅度减少产业政策的种类和数量,给竞争政策的实施留下较大地空间,让其有更宽的适用面和覆盖面。

    第二,在功能上,要把选择性、倾斜性产业政策向平等性产业政策转型。传统产业政策的基本功能是通过实施非均衡发展战略,重点倾斜支持某些部门的快速增长。这在资源匮乏、生产力低下、人民贫困的过去是正确的选择。当今的中国已经进入追求高质量发展阶段,通过非均衡战略达到快速增长的前提和基础已经改变,因此传统产业政策的基本功能也必须跟着变化。如今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表现为不平衡和不均衡,经济运行中存在着“重大的结构性失衡”,由此导致经济循环不畅、资源配置扭曲、市场效率不高。经济结构发生重大失衡的主要原因之一是非均衡发展的产业政策长期实施所导致的,如以挑选“输家”和“赢家”为基本特点的产业政策及其偏向性,客观上造成了进入条件的重大差异,扭曲了利益信号和竞争环境不均。转向平等性取向的产业政策功能,就是要实现按产业平等,产业内无论什么所有制企业,不管它的企业规模大小、位于什么地区,都必须采取同一的政策。这样,就在产业内去除了政策造成的不均等,留下的是效率因素的竞争。这样就可以把产业内最优秀的企业甄别出来。

    第三,在结构上,要从替代性产业政策占主导,转向补充性产业政策为主导。过去的产业政策对产业链的支持,体现为政府对市场机制作用的排斥和替代,如各种政策都按照扶优的要求,集中支持产业内的优势企业,试图通过优势企业的快速成长和壮大,逐步让其占据主导地位,以此获取良好的增长业绩和税收回报。其实,在市场竞争中优势企业并不需要“锦上添花”,如果其真的有竞争优势,市场机制自然会促使其形成累积性报酬。市场运行中真正需要政府雪中送炭的对象是那些困难企业的职工,政府按照其公共职能应该改善产业发展的外部环境,解决产业发展的重点和突出矛盾,要给产业链中的企业降低负外部性。为此支持产业链现代化的产业政策,就应该由代替和扭曲市场功能的传统型产业政策,向补充和纠正市场失灵的这种类型的产业政策转型,如产业政策在知识经济条件下,就应该重点促进产业链中的知识溢出;在五大发展理念指导下,就应该强化企业的社会责任,加强社会性规制,在控制环境影响、降低资源和能源消耗、提高安全生产标准等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和作为。

    第四,在关系上,要用竞争政策去审查、评估产业政策的实际效果和对竞争性市场的影响。在竞争政策只能发挥辅助性作用、产业政策发挥主导作用的转轨体制中,企业和企业家不是产业链现代化的主角,开放合作不占据创新主导地位,进口替代战略是创新的基本目标。确立竞争政策的基础性地位,以此统领其他经济政策,两者的关系就彻底调整:已有的和新出台的任何产业政策,都要经过反垄断当局或机构的预先审查和评估,只有通过了这种审查评估,才能对社会公布;否则就要打回去重新制定。这种竞争性审查制度和评估制度,可在事前减少产业政策的盲目性,在实施过程中发挥纠偏作用。

    推进产业链现代化,夯实产业基础能力,在实践中我们还必须按照产业政策与竞争政策协调的原则,正确地处理好各种所有制企业的产业链分布关系。经过四十年改革开放,我国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已经形成了一种产业链的特殊格局:大型超大型国有企业多处于产业链的上游,在基础产业和重型制造业等领域发挥作用,而民营企业越来越多地提供制造业产品特别是最终消费品。这既是进入壁垒历史格局的自然演化,也是竞争中形成的高度互补、互相合作、互相支持的关系。

    以现代产业链理念来认识所有制结构的互存性和依赖性,在内涵上可以有四个角度,它们可以深化我们对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理解。

    (1) 在产业层次上,可以清晰地看到经过多年来的改革和重组,我国当前国有企业处于国民经济的基础性产业,往往投资规模大,回报时期长,资金密集性明显,掌握着经济命脉;而民营企业分布在这个基础上的各类产业,其资源加工性、劳动密集性明显。因此民营企业在价值链上与国有企业并不完全处于同一层面的竞争,但是上下游环节之间存在一定的挤压关系。

    (2) 在产业关联程度上,可以清晰地看到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之间的不可分割的依存关系,当前条件下谁都离不开谁,某个主体的利益严重受损,无论什么情况下都是不利于国民经济的正常循环和稳定。因此在实践中我们要坚决地贯彻执行“两个毫不动摇”的方针政策。

    (3) 在资源加工深度上,可以清晰地看到从国有企业到民营企业的产业“迂回化”发展趋势和倾向。处于产业链的上游还是下游,并不代表谁具有超经济强制能力,更不代表谁高人一等,而是一种自然和历史形成的产业分工。如果说在早期,民营企业因为规模小、人才少、资金实力弱,才广泛分布于劳动密集的加工产业的话,那么在今天,对资源的复杂加工和制造过程,则体现了更多、更密集的技术、知识和人力资本投入,体现了更高的附加价值,体现了经济发展深化。从这种迂回化的发展中,看到的是产业链被不断拉长的进程,附加值不断提高的过程,工业化过程中民营企业不断走向“高加工度化”的轨迹和趋势。

    (4) 在满足需求程度上,可以清晰地看到相对于民营企业来说,处于基础产业阶段和环节的国有企业,其实其距离消费者和市场是比较远的,对市场的变化和反应也是不够敏感和及时的。这就决定了国有企业天然地不是很适合分布在竞争激烈的最终消费领域。

    上述以现代产业链理念来认识所有制结构的互存性和依赖性,并不意味着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在产业链上的位置和分布是固定不变的,或者是井水不犯河水的关系。恰恰相反的是,在复杂的市场竞争中,它们之间可以形成动态的进出格局以及可能的互助关系,如经营不善的国有企业的退出和相应的民资外资进入接管;近年来在防止金融风险的过程中,一些通过负债较高、扩张太快的民营企业由于偏离主业,在流动性上遇到危机或重大困难,国有银行或者国有企业对其进行帮助甚至重组。这是帮助民营企业渡过难关,体现的是国企和民企进入条件的开放性,是相互依存、相互合作,因而这是好事,不应该是故意纵容“国进民退”的问题。

    中国产业链的现代化,离不开不同所有制企业在上下游间的产业协同和技术合作攻关。这是增强产业链韧性、提升产业链水平的现实有效措施。如可以鼓励下游的民营企业纵向兼并进入国有的科研院所,加强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之间的衔接和协同。产业链现代化还需要建立共性技术平台,解决跨行业、跨领域的关键共性技术问题。在这方面,为体现政府意志,国有企业将会有所作为。我国目前正在推出一系列改革新举措,包括推动国有企业在资本市场进行混合所有制改革,支持行业龙头民营企业进行产业兼并重组,等等。这些举措从现代产业链的理念来看,本质上就是要通过横向、纵向或者混合型产业链调整、组合和一体化,让处于产业链环节中的某个主导企业进行股权调整和安排,以此优化相关企业关系使其协同行动,提高整个产业链的运作效能,提升企业的竞争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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