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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范从来:中国制度与中国发展是中国经济学的基本内涵
    发布时间:2020-05-19 来源:国家经济学教材研究 作者:范从来

    5月8日上午,中国人民大学国家经济学教材建设重点研究基地在线举办中国经济学教材建设研讨会(第5期)。我院经济学院教授安同良、范从来应邀出席本次研讨会。范从来教授以中国制度与中国发展是中国经济学的基本内涵为主题发表演讲。演讲内容如下:

         新中国成立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经济发展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不仅仅解决了占世界总人口五分之一的中国人的吃饭问题,而且使95%的中国人民告别了贫困,实现了富起来的目标。

          当前中国正处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时期。在这个时点,讨论中国经济学教材体系的建设,既有中国实践、中国成就的现实基础,也有广大经济研究工作者围绕中国经济问题进行持续深入研究所创造的理论基础。更为重要的是,中国正处于高速度增长向高质量发展转型、富起来走向强起来的关键时期,围绕如何高质量发展,如何强起来这一新时代中国面临的重大发展问题,建设起中国经济学,可以说也是我们广大经济研究工作者的历史责任。

          我认为中国经济学内涵的界定应该有两个维度,一是制度,二是发展,也就是说,中国经济学应该是中国制度的经济学、中国发展的经济学。追溯“中国经济学”的概念起源,早在新中国成立之前就有不少经济学家对此进行了大量的探索。20世纪40年代,著名经济学家王亚南在《中国经济原论》一书中,就提出要致力于编出一个站在中国人立场来研究经济学的政治经济学教程纲要。1998年前后,中国经济学界对“中国经济学”的建设问题进行了一场全国性的大讨论。1996年6月,北京开达经济学家咨询中心和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联合举办了“中国经济学向何处去”讨论会。于光远、晓亮、陈东琪、冒天启、常泽修、张曙光、陈宗胜等在会上发言。会议主要讨论了中国经济学的现状、中国经济学向何处去、经济学家如何面对中国经济学的发展这三个大问题,可以说是直接讨论中国经济学的建设问题。经济学家卫兴华教授1998年提出,“中国经济学”可以理解为专门研究中国经济问题的经济学,也可以理解为落户在中国的经济学,还可以理解为中国学派的经济学。在讨论中,对中国经济学的内涵逐步形成了三种看法。第一种看法认为,中国经济学在内涵上应扎根中国本土,以研究中国经济问题为主要对象,形成一种研究中国经济问题、反映中国经济实践的中国经济学,有学者称之为中国“本土经济学”。第二种看法认为,中国经济学就是构建“有中国风格的经济学派”。第三种看法认为,中国经济学就是依托“中国模式”重构经济学体系。这里对中国经济学内涵的三种界定,可以表述为:中国本土的经济学、中国学派的经济学、中国模式的经济学。在大力推进中国经济学教材建设的今天,必须对中国经济学的内涵做出分析。我认为主要有以下两点。

          第一,中国经济学应该是中国制度的经济学。由于各国的国情不一样,所处的发展阶段也不一样,经济学研究对象以及适应范围等方面具有地域性、国别性和本土性,研究中国本土的经济问题当然是必要的。但是,部分学者认为,把中国经济学的内涵界定为中国本土的经济学、中国国别的经济学,存在几个问题。一是,经济学的基础理论应该是无国界的。如果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特殊的经济学,世界上可能就会出现100多种经济学。二是,如果经济学有国界之分,在本国适用的经济学理论一旦越出国界,在别国就不再适用。那么,这样的经济学是否具有科学性,就值得怀疑了。中国的经济研究工作者当然要研究中国本土的经济问题,但是,我们建设中国经济学就不能局限于本土的、中国的,应该是基于中国实践抽象出具有世界意义的、具有一般性的经济理论。建国以来中国最成功的实践就是建立起中国的基本经济制度,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把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等确立为我国的基本经济制度。中国的基本经济制度体现了王亚南先生所说的中国人立场。中国的成功证明了中国的基本经济制度是可行的,而现有的经济学体系难以对中国的基本经济制度做出科学的解释。我们以中国的实践为基础,对中国基本经济制度下的经济运行和经济关系做出科学的分析,建立起中国经济学,它就不局限于本土的和国别的,而是具有经济理论的一般性。因此,我觉得中国经济学不是本土的和国别的,而是中国制度的经济学。

         第二,中国经济学应该是中国发展的经济学。中国经济学内涵的一种界定,是中国学派的经济学。作为一种学派,当然应该是学术上自成系统的主张、理论。这应该是中国经济学建设的终极目标,但如果把终极目标作为中国经济学建设的起点,就为这项工作设定了过高的门槛,反而使得这项工作难以推进。我注意到一个现象,虽然中国经济学的建设在1998年前后,就引起了全国性的关注,但是在网上检索出来的中国经济学的著作并不多。主要有两本著作,一本是张卓元老师主编的《当代中国经济学理论研究(1949-2009)》(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9月出版),另一本是肖林、权衡等主编的《中国经济学大纲》(格致出版社2018年7月出版)。教材建设工作进展缓慢,可能与设定的门槛过高有关。比较现实的做法是,围绕中国制度和中国当前经济发展中的重大问题,深入开展学术研究,为中国学派的形成做一些基础性的工作,而不是一开始就将中国经济学定位为中国学派的经济学。中国经济学的另一种界定是中国模式的经济学。确实,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快速提升,依托“中国模式”打破国际主流经济学垄断、提升中国经济学理论的国际话语权成为众多中国经济研究工作者的梦想。但是,一方面,到底什么是“中国模式”、是否存在“中国模式”仍存在巨大的争议。另一方面,“模式”一般是指事物的标准样式,模式在实际运用中必须结合具体情况,实现一般性和特殊性的衔接并根据实际情况的变化随时调整要素与结构才有可操作性。我们建设中国经济学,不是要在世界范围争辩中国模式的存在性,而是要在中国实践的基础上完善经济学,为人类经济的共同发展作出我们中国的贡献。中国经济学的根本任务是解决中国新时代的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根本性问题。正如洪银兴教授5月6日发表在《光明日报》的文章所讲到的,“问题是创新的起点,也是创新的动力源。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来说,起导向作用的问题是什么?——认真研究解决所处时代重大而紧迫的问题,才能推动理论创新。”中国新时代重大而紧迫的问题就是高质量发展问题,所以,我觉得中国经济学不单单是中国模式的经济学,更应该是中国发展的经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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