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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范从来、彭明生:把握金融本质和规律 为稳住经济基本盘提供有效支持
    发布时间:2020-05-12 来源:光明日报 作者:范从来、彭明生

      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金融在支持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党中央、国务院陆续出台多项政策措施,推动金融机构保障了抗疫期间医疗物资和生活物资的生产运输,助力复工复产、复商复市,着力防范化解金融风险,有效对冲了疫情冲击和经济下行带来的诸多不确定性。在全球金融市场动荡的形势下,我国股市、债市、汇市总体平稳运行,为稳住经济基本盘提供了积极的金融支持。当前,疫情防控阻击战取得重大战略成果,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取得积极成效。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强调,建设现代中央银行制度,完善基础货币投放机制,健全基准利率和市场化利率体系;健全具有高度适应性、竞争力、普惠性的现代金融体系,有效防范化解金融风险。在疫情突袭的背景下,金融政策的快速出台和全面实施,反映出我国金融体系的适应性明显增强,有着应对突发性事件的良好韧性。长期来看,金融短期举措的快速响应与有效落实,源自金融体系的总体健康发展,为了进一步加强我国金融系统应对突发事件的反应能力和长期抗风险能力,需要正确把握金融的本质和规律,推动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促进金融发展方式转变,在推动做好“六稳”“六保”任务的基础上,保障中国经济持续稳定发展。

      金融的本质是为实体经济服务

      服务实体经济是金融的天职。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金融改革与发展成效卓著,金融成为资源配置和宏观调控的重要工具,成为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金融发展道路。但进入本世纪以来,也出现了资金在金融体系内空转、小微企业和民营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等突出问题。为此,必须坚持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本质,把更多金融资源配置到经济社会发展的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更好满足实体经济发展的多样化金融需求。

      正如《资本论》对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之间的关系理论所阐述的一样,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既相互关联,又可能在一定条件下出现背离。虚拟经济的实体是虚拟资本,虚拟资本的量是有边界的,超出这个边界就可能产生危机。所以,适度发挥虚拟经济的润滑作用,促进实体经济发展是必需的,但要掌握好度的问题,防止经济过度虚拟化或泡沫化,产生适得其反的效果。度的把握应以金融不偏离服务实体经济的轨道为标准,也就是习近平总书记所强调的,“金融要为实体经济服务,满足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群众需要”,这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在中国金融改革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

      经济新常态下,我国经济中出现的资金脱实向虚现象与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都有关系。一方面,资本的逐利性决定了资金会流向利润率高的部门,因此实体经济平均利润率下滑是资金脱实向虚的重要原因之一。由于技术变革加快、消费结构升级、国际市场增长放缓同时发生,相当部分生产能力达到峰值,许多生产能力无法在市场实现,加上社会生产成本上升,实体经济边际利润率和平均利润率下滑,从而导致大量资金流向虚拟经济。另一方面,资产短缺也是诱发资金脱实向虚的重要原因。据测算,我国在本世纪初就进入资金短缺时期。特别是经过长达几十年的经济快速发展以后,中国已经告别了商品短缺的时代,进入到商品和资本充裕甚至局部过剩的时代。在这样的背景下,面对资产短缺状况,旺盛的金融需求会导致资产价格预期不断上涨,资金在逐利性的驱使下难免会脱实向虚。

      那么,如何“抑虚向实”做强实体经济?这需要深化经济和金融改革,增强经济和金融的相互吸引力和协调性。一方面,继续深化经济改革,提高实体经济的利润率,吸引资金脱虚向实。具体而言,最主要的是深化企业改革,增强企业发展活力。要按照《关于2015年深化经济体制改革重点工作的意见》,推进国有企业改革,完善产权保护制度,支持非公有制经济健康发展,增强民间投资活力。另一方面,虽然中国的金融总量相对充足,但金融供给的结构与金融需求的结构不相适应,融资难、融资贵问题尚存,金融与经济的协调性有待提高。所以,需继续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增加金融的有效供给,缓解融资约束,为更多的企业创造做大做强的机会,不断增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从而推动和引导经济转型升级。

      深化金融改革的重点是优化金融结构

      我国经济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经济增长方式正在由要素驱动转向创新驱动。为此,必须改革银行主导的金融发展模式,提高直接融资比重,通过盘活金融存量,支持经济创新发展。不可否认,我国以银行为主导的金融体系为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未来银行业仍将在中国经济发展中发挥重要作用。但是,优化调整金融体系结构有其内在逻辑和规律。

      根据金融发展规律,金融体系结构会经历从银行主导型逐步向市场主导型转变的过程。这是因为在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经济增长方式和产业结构有所差别,所以金融体系结构要做出相应的动态调整以适应经济转型升级的需要。在经济发展的初级阶段,需要扩大财富增量,以摆脱贫困。这一时期,经济增长表现为规模扩张,金融体系结构往往以银行为主导。因为银行体系具有规模效应,能够集中动员资金支持经济建设,推动工业化和产业化发展,所以银行主导型金融体系更适合资金相对短缺的经济起步阶段。随着经济不断发展,经济规模不断扩大,经济中的结构性问题成为经济发展的主要矛盾。这个时候,经济增长更多是要追求效率和质量提升,对资本市场的需求会越来越突出,因为资本市场具有优化存量、促进高科技创新型企业发展的天然优势,因此资本市场主导的金融体系更适合经济发展从规模扩张转向效率提升的阶段。

      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以后,尽管信贷规模还在持续攀升,但经济增速放缓,依靠金融数量扩张推动经济增长的规模效应在递减,信贷率缺口与经济增长率之间已经存在明显的负相关关系。显然,通过信贷规模扩张推动经济增长的方式已经不能适应经济高质量发展阶段的需要。

      一方面,银行业的内部结构与异质性企业的融资结构不匹配,制约着中小企业的发展。长期以来,银行主导的金融体系为预算软约束的国有企业部门提供了资金便利,而中小民营企业由于内源性资金不足,长期面临融资难、融资贵等问题的困扰。据统计,我国民营企业对经济的贡献度超过了60%,但其银行贷款大约只占到银行年贷款余额的25%,这说明银行业对民营企业的支持力度与民营企业对经济发展所作出的贡献还不匹配。

      另一方面,股权融资占比不高,还不适应经济增长方式向创新驱动的转变。虽然从金融总量来看,我国的信贷规模与GDP之比已经接近甚至超出世界发达国家水平,并且股票市场的总市值也已经位列世界第二位,但在经过了数十年金融改革和发展以后,中国上市公司总市值占私人非金融部门信贷的比重并未上升。这一比例不仅低于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而且低于东欧、拉美地区的发展中国家。

      综上,由于银行体系具有较强的风险规避倾向,难以有效匹配创新型企业的高风险特征,并且现阶段我国权益类融资比重又不高,导致了当前的金融结构体系还不能完全适应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需要。正因如此,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以金融体系结构调整优化为重点,优化融资结构和金融机构体系、市场体系、产品体系,为实体经济发展提供更高质量、更有效率的金融服务”。换言之,中国需要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优化金融结构,让金融供给适应高质量发展阶段的需要。为了更好适应我国经济增长方式转向创新驱动的需要,必须着力改善当前权益类融资占比较低的局面,大力发展多层次资本市场,提高直接融资特别是股权融资的比重,通过金融的存量改革而非大幅增量扩张,来调动中国经济长期发展所积累起来的资本存量资源,为中国实体经济的创新发展提供更加长期稳定有效的金融支撑。4月27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创业板改革并试点注册制总体实施方案》,意味着创业板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大幕正式拉开,这是发展多层次资本市场的一项有力举措。

      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保障金融稳定

      既保持经济稳定增长,又有效防范化解金融风险,这是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目标。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再次提醒我们要高度重视对经济金融风险的研判应对,进一步加大稳金融的工作力度。

      改革开放以来,党和政府高度重视金融安全问题。在亚洲金融危机和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期间,中国政府及时采取逆周期调控政策,有效应对了外部冲击,维持了中国金融的稳定。2017年4月2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就维护国家金融安全进行的第四十次集体学习上更是强调指出,“维护金融安全,是关系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的一件带有战略性、根本性的大事”。可以说,我国把金融安全作为治国理政的大事,上升到了国家安全的高度。

      维护金融安全,最根本和最核心的是要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这是因为系统性金融风险是全局性的,一旦由此引发金融危机,将对经济社会产生巨大破坏,恢复起来也更难。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海啸即是例证,国际金融危机发生至今已逾10年,全球经济仍处在缓慢艰难复苏之境。另外,系统性金融风险是全局性的,但是其起因往往源自单个或局部性金融风险。因为金融体系内部的复杂关联性以及金融机构和市场之间的联动性,牵一发有可能动全身,单个或局部性金融风险也可能会演变成为全局性的金融风险。所以,必须把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作为金融工作的根本性任务,这不仅关系到金融自身的安全和稳定,同时也为保障经济稳定提供重要支撑。

      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必须正本清源。根据马克思的分析,在发达的市场经济中,再生产过程的全部联系是以信用为基础的。也就是说,现代市场经济是信用经济。在信用经济基础上衍生出来的虚拟经济,一方面是现代经济的重要形式,对实体经济有拉动作用,另一方面虚拟经济一旦因为过度投机而失控则会引发危机。在马克思的经济周期分析中,信用对经济周期起着关键性作用。在经济繁荣阶段,信用扩张,借贷资本相对宽裕;危机爆发,信用突然停止,借贷资本绝对缺乏。因此,在经济衰退时,与其说是需求不足,不如说是信用不足。基于这种周期性特征,作为反危机措施的扩大需求的主要途径就是扩大信用,就是马克思说的,“只要银行的信用没有动摇,银行在这样的情况下通过增加信用货币就会缓和恐慌,但通过收缩信用就会加剧恐慌”。这启示我们,辨别危机的本质、分析危机的原因、采取针对性的防范措施,是有效应对和化解危机的关键。

      从国际来看,当前受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蔓延、国际原油价格大幅下跌等因素影响,国际金融市场大幅震荡,主要国家资产价格出现大幅调整。考虑到全球疫情还没有得到有效的控制,全球资本市场仍不稳定,因此要特别关注境外输入性风险,做好全球金融风险的跨境传染防范。

      从国内来看,需要关注杠杆率攀升的潜在风险。近年来杠杆率持续攀升且居高不下有其特殊的经济背景。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后,中国经济面临较大下行压力,迫使宏观调控政策适度宽松以维持经济增长的稳定,信贷投资扩张拉动经济增长的模式得以延续。但在经济没能迅速转型升级的情况下,大幅的投资扩张超出生产能力的界限,信贷扩张拉动经济增长的作用日渐乏力,信贷率缺口与GDP增速已经显著负相关,信贷扩张可能引致金融不稳定的隐患依然存在。并且,前期信贷大幅扩张形成的大量债务正在逐步进入清算期,潜在的信用违约风险尚存。另外,为应对金融危机而采取的相对宽松的政策,也使得银行表外业务大幅扩张、非正规金融等获得迅速发展。但银行表外业务以及非正规金融的发展一般是规避和脱离监管的,这部分信贷扩张在起到补充作用的同时,也蕴含着金融风险,并且其业务的隐蔽性使得金融风险难以被测量和管理,容易导致风险跨行业交叉感染。从金融监管的层面来看,影子银行等表外业务的大幅开展实际上与监管的放松是有联系的,而以P2P为代表的互联网金融模式的违约、违规情况频繁发生则与金融监管的缺位有关系。

      为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短期要靠严格金融监管,长期靠经济转型升级。短期来看,必须平衡好稳增长与防风险的关系,通过完善金融监管,筑牢金融风险的防火墙,把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作为金融工作的根本性任务。长期来看,经济是金融的基础,实体经济健康发展是防范化解风险的基础,高杠杆的潜在风险本质上要靠经济自身的发展来消化,要靠强大的经济基础作为高额债务的偿还保障,才能真正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

      《光明日报》( 2020年05月12日 16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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